顧準論僭主與僭主政治(斯非知)

關於城邦制度下特有的僭主和僭主政治的論述,是顧準〈希臘城邦制度〉和〈僭主政治與民主〉兩份歷史筆記的重頭戲,這在他的時代可真正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空谷足音。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座空山也還是人跡罕見,提出和研究關於希臘的僭主制度本身都已遠遠超出了「言必稱希臘」──一種尚可饒恕的、勉強可以算在學術範圍內的「過錯」,而是走向了「反體制」的危崖險峰。
僭主和僭主政治這兩個概念和術語,在顧準讀喬治.格羅托《希臘史》之前的所有筆記、信件和文章中都未涉及,顯然對他來說也是個新東西。

顧準對時代的診斷
寫下這兩篇文章時的顧準已經通讀了格羅托《希臘史》,他服膺了格羅托對古希臘政治科學研究和立論的方法。從這部巨著中他汲取了「現代希臘史著作中的古典觀點」並從古典的學問中得知了什麼是僭政,更重要的是在不自覺中,他已經能夠而且自認為有責任將他所處的時代──以專政為面目出現的政體診斷為僭政了。
顧準並不同意將「僭竊」(相對「世襲」和「民選」)了統治權的強人稱作「暴君」,而是相當欣賞「僭主」(Tyrant)和「僭主政治」(Despotism)這兩個中譯詞彙。他甚至將他們稱作「民選獨裁者」(亞里斯多德稱其為「民選調解官」,並認為這相當於「公舉的僭主」),也不否定僭主和僭主政治(強人和強人政治)在歷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初期僭主的歷史作用。他們是王政──寡頭與民主政府間幾乎必然的過渡,僭主只是不合法的「王」。但有一點他清楚地意識到:城邦尤其是雅典,是絕對與僭主制對立的。而城邦本身就是政治。
此時顧準那種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情緒清晰地表露在他的文字裏和寫作過程中。開讀格羅托《希臘史》僅僅一周,他就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同時迫不及待地節譯了第一卷、第二部《歷史的希臘》之第九章〈希臘的僭主時代〉的一大部分。日後這些讀書筆記被編纂為〈僭主政治與民主〉一文,作為譯文(標題為「希臘的僭主政治」)的跋。他這一次的系統閱讀和思考,其急迫、衝動和頓悟之情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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