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骨錚錚胡績偉 (丁 東)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早晨,胡績偉先生與世長辭,終年九十六歲。

中國報人命運的縮影 

  胡績偉說他自己一生只幹了一行,就是辦報。他的一生,可謂當代中國報人命運的縮影。一九三六年,他還在四川大學讀書,是共產黨門外的一個左翼青年,出於外爭獨立,內爭民主的信念,就開始辦報,主編過《星芒報》等數種報刊,受到國民黨地方政府打壓,越挫越奮。投身共產黨以後,他從《邊區群眾報》、《群眾日報》主編,做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一九七六年十月底,華國鋒剛剛就任中央主席,就找他談話,請他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華國鋒對他的重用,並沒有讓他產生依附心理。當時分管宣傳的是權重一時的汪東興。胡績偉不惜違拗汪的意圖,以《人民日報》為平台,為推倒「教育黑線論」、「文藝黑線論」,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天安門事件,澄清真理標準,發出一次又一次吶喊,使這家中國第一大報,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成為老百姓喜歡的報紙。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汪東興失勢,分管意識形態的頂頭上司成了胡喬木。胡績偉關於「黨性來源於人民性」、「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辦報理念,又為胡喬木所不容,終因發表李洪林、郭羅基等人的文章,發表周揚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做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胡喬木假鄧小平之手,把對方打成精神污染,胡績偉被調離《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被免職。以後,胡績偉到全國人大擔任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主持起草《新聞法(草稿)》,力圖通過立法,讓新聞從黨治走向法治。陳雲發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鑽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鑽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黨內元老打定這樣的主意,胡績偉為新聞自由立法的努力,只能落空。

跳出黨規定的語境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學潮,當局動用軍隊戒嚴。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胡績偉,出面徵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危機,因而獲罪於當道,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留黨察看。面對高壓,胡績偉據理力爭,始終不肯低頭,留黨察看期限竟長達六年之久。

  胡績偉離開了權力的高位之後,反思更加徹底,言說更加勇敢,筆耕更加勤奮。我親耳聽到比他年輕一歲的李銳這樣說:「我是體制內,胡績偉是體制外。」的確,胡績偉這次挨整以後,跳出了黨規定的語境,不再託馬改制、託毛改制或託鄧改制,而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精神為準繩,本着正義和良知,放言評說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評說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專制,對於共產黨革命和執政的成敗得失,對於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耀邦、趙紫陽、華國鋒等中共領導人的是非功過,都有透徹的分析和獨立的評判。其膽其識,就是在那一代被稱為「兩頭真」的老人中,也稱得上是獨樹一幟。

修正「八人幫」的錯誤 

  尤其可貴的是,他不但敢於揭示領導人的錯誤,也勇於修正自己的錯誤。舉一個例子:在華國鋒主政期間,胡績偉一直站在實踐派的前列,與凡是派較量。一九八○年二月,華國鋒已從權力的頂峰下滑,胡績偉看到新華社記者杜修賢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拍攝的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八人在毛澤東遺體前的合影,上書中紀委陳雲,要求調查。並附了他寫的打油詩《問?》:

  一看這張照片,/使人大吃一驚!/一連串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問。/似乎墜入五里霧,/越問越不清;/又像看破了一線天機,/找到了很多怪事的總根。/那是「四人幫」,/怎麼還有陳錫聯、毛遠新?/怎麼還有華國鋒、汪東興?/他們不是四個,/怎麼會是八個?/是政治局成員的集體告別?/為什麼又多一個毛遠新?/為什麼又偏偏沒有李先念、葉劍英?/這八個人是偶爾碰在一起?/還是誰約集起來?/誰是召集人?/在主席的靈牀前,/他們是那樣虔誠。/為什麼你拉着我、我拉着他,/八個人結成了一股繩?/他們僅僅互相——手兒握得緊又緊,/還是心兒連着心,/八條心也結成了一條心?/他們是在靈前話別——永遠緊記:「你辦事,我放心」。/是永遠「按既定方針辦」?/請老人家在天國放心?/他們僅僅是在向過去告別?/還是為將來在海誓山盟?

  到了九十年代,胡績偉這樣反思:

  當時,我是把這一照片作為「八人幫」的證據。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判斷是不對的。

  應該說華國鋒是我黨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

  粉碎「四人幫」是立了大功的。他的確是「毛澤東思想」和毛的路線的忠實繼承人。

  他堅持「兩個凡是」,但他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是在黨內作了自我批評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辭職」,經過和平進行改選才下台的。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領袖職位的更替。

  在我黨的歷史上,領袖的決策是不容許反對的。特別是建國二三十年來,誰敢對毛主席的決策說一個「不」字?有人說過「不」,得到的是悲慘下場,大家都是記憶猶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領袖下台,那就是犯了瀰天大罪。毛的整人辦法,就是把對他的不同意見,特別是領導成員中的不同意見,都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多年的老戰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華國鋒作了錯誤的決策,卻可以反對。儘管他也想對這種反對的意見進行壓制,但控制不嚴、手段不狠,遠遠不如毛時期那樣專橫霸道。因而,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可以反對,在中央機關不僅可以打擦邊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講話來抵制和反對,如中央組織部解放幹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黨報的總編輯,中央黨報對華的決策可以抵制,可以從側面甚至正面來進行不同觀點的宣傳,可以在理論上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和批駁。這些在黨的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都是值得載入史冊的。

  可惜一九八○年在他快要卸職時,我曾經作過一個十分不恰當的估計。老實說,我當時還是受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影響很深,在分析問題上也有片面誇大,無限上綱的遺風,因而對華國鋒同志作過錯誤的估計,向黨中央寫過一個正式的意見,不知對他的下台是否起過不好的作用。我認為這是欠了一筆政治賬。(《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常大林和我是中學同學,給他當過多年秘書,曾和我交談過胡老對這件事的反思,我們都十分感慨。胡老這一反思不僅言他人之所未言,而且十分真誠。

自費印了十一卷文集

  我很晚才認識胡老,直到二○○三年才到他家拜訪。當時我編輯《懷念李慎之》一書,開印在即,胡老寫了文章,讓夫人坐車送來。書印出來,我送給胡老過目。胡老雖精神健朗,但聽力有很大障礙,所以交談比較吃力。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狄沙出面交流。當時感到,胡老晚年最大的困擾,是無法履行出版自由。除了李輝幫忙,在河南出了一本講述自己前半生的《青春歲月》,其他的著作在大陸都出不來。拿到香港去,雖然有出版社樂於付梓,但書籍很難運得進來,有時連樣書都看不到,更別說讓朋友分享。胡老只好拿出自己一生的積蓄,以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的名義,自費印刷了十一卷文集,包括自選集七卷,自述四卷。印出來堆放在家裏。承蒙他們厚愛,送我一套。夫人問我,有什麼好辦法,與更多的讀者見面,我也沒有良策,只好給一些認識的朋友發郵件,請有興趣的朋友們主動與胡老家聯繫。

  去年中國工人出版社約我編輯「背影書系」,其中有一卷《此生此情》,主題是回憶去世的夫妻。我感到胡老回憶前妻胡一哉的文章很有特點。胡一哉是胡老的堂姐,在求學過程中給過他重要幫助。胡一哉參加革命後與丈夫分手,胡績偉在延安向她求婚,當時以為是反封建,但不懂得近親結婚的風險。後來懂了科學,才有所反思。胡老和胡一哉感情甚篤。但這樣回憶自己的婚姻的文章我在別處還沒見過。我把胡老的文章和狄沙回憶前夫藍田方的文章一起收入《此生此情》,讀者都覺得很有味道。

  胡老晚年曾經寫詩這樣評價自己:一生登危走險,鋪橋補路修欄。抵禦風霜冰雪,抗擊打壓欺瞞。累累留傷遺痛,贏得樹茂花繁。

  胡績偉先生走了,但他的錚錚風骨,將永遠激勵後人!

  (作者是內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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