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的台灣啟示錄(林泉忠)

在即將迎來回歸中國二十二周年之際,由林鄭月娥特區政府強硬推進的修訂《二○一九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本文簡稱「逃犯條例」),引發香港社會空前的激烈反彈,導致六月九日及十六日連續兩周爆發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反送中」遊行。
此次震驚世界,被特朗普總統稱之為「前所未見」的香港歷史性大規模抗爭運動,除了直接使林鄭特區政府陷於空前的管治危機,也對支持林鄭的北京治港方針造成始料未及的新障礙之外,最受影響的恐怕莫過於正在承受來自北京「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壓力的台灣社會。
究竟二○一九年香港社會波瀾壯闊的「反送中」巨浪,將對台灣的政治、社會以及兩岸關係帶來如何的衝擊?
就在香港爆發號稱二百萬人上街「反送中」的六月十六日,在台灣立法院外面也紛紛湧入了上萬名的民眾,一同前來參與「撐香港 反送中」活動。該活動由「在台香港學生及畢業生逃犯條例關注組」、台灣公民陣線與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等團體發起,吸引了來自全台灣的大學及中學學生。上萬名台灣年輕人在三十四度高溫下,手持標語、撐起雨傘熱烈響應。參加集會的人群在下午四點過後達到高潮,將四個車道的馬路全部佔滿。
「拒絕一中、反對和平協議、撐香港、反送中」是這場集會的主要口號。換言之,台灣青年在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過程中,巧妙地加入了台灣社會自己的訴求,構成了一幅以北京為「假想敵」,及與香港社會「感同身受」的「命運共同體」圖畫。台北如此壯觀的場景是二○一四年香港爆發「佔中/雨傘運動」時,都未曾有過的畫面。

凸顯中港仍缺乏互信
誠然,台灣青年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習近平在今年元月二日發表的「習五條」談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兩岸和平統一」後北京治台的既定方針。就在「反送中」爆發第一次百萬遊行後,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於六月十二日,就記者針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否意味着「一國兩制」失敗的提問時,回答稱「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又說「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踐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
然而,北京究竟會如何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是否會放棄在台灣實施北京治港原則的「中央全面管治權」?是否能保證不會重蹈類似香港這波「逃犯條例」的覆轍?安峰山並未說明。只是安發言人如此目無表情的機械式發言,即無論是否面對香港如此嚴峻的局勢,從來只會依循「政治正確」原則說話的官腔,在香港百萬民意的巨浪中,如何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恐怕早已無需贅言了。
鄧小平當年提出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治港原則。眾所周知,在當時極具創意的「一國兩制」構想,原本是為了作為處理台灣統一後的治台方針,只不過率先使用在當時面臨「九七問題」的香港。同時,北京也一直希望回歸後在香港及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能垂範台灣。
安峰山及其他北京官員無論在什麼時候及什麼情況下,都必須一如既往地強調「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顯然一方面是為了為自己的「治港政策」護航外,也是為了對台灣社會進行宣傳,期望藉此延伸「一國兩制」對台灣的「外溢」效應。
然而,長年就「一國兩制」的「成功」而費盡口舌的北京官員所有的努力,卻被因先天性的體制迥異及僵硬的治港理念,而引發的一個個衝突所抵消掉。從二○○三年反「二十三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二○一四年爭取「真普選」的「佔中/雨傘運動」,到二○一九年因修訂「逃犯條例」而爆發的百萬人「反送中」運動,在台灣社會看來,在在暴露了回歸二十二年來,北京與香港社會之間的互信仍未成功建立起來的窘態。

韓國瑜的「三段式補鑊」
既然「一國兩制」也將應用在未來的台灣,除了北京需要單向式地向台灣社會民眾進一步呼籲之外,自然也需要得到對「統一」抱持支持、或「不反對」的藍營政治菁英的理解與支持。
然而,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好不容易在年初就「習五條」發表了措辭溫和、避免正面直接反對北京的六點聲明,只是半年後林鄭特首不顧一切硬推「逃犯條例」,結果引發百萬人規模的「反送中」運動,讓國民黨態度發生變化。為了避免「染紅」,國民黨的候選人,也不得不與「一國兩制」保持距離甚至轉持鮮明的否定態度。如此一來,「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存在空間反而進一步縮小。
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去年十一月的「九合一選舉」後成為台灣政壇「當紅炸子雞」,且一直佔據台灣媒體相當版面的高雄市長韓國瑜。正因為韓曾在今年「逃犯條例」引發爭議初期的三月訪問香港時,一腳踏進了這次站在「反送中」對立面的中聯辦,因此原本並不願意在「反送中」議題上多加着墨。在此考量下,韓國瑜在六月九日香港爆發第一次百萬人「反送中」抗議遊行當天,對此事僅表示「不知道、不曉得」。
然而,如此的發言隨即引來輿論的抨擊,韓遂在隔天急忙「補鑊」,透過市新聞局回應,強調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不論實施成功或失敗,都不適用於台灣。到了十五日,深刻意識到自己就「反送中」及「一國兩制」過於溫和的言論,可能影響總統大選選情的韓國瑜,在雲林斗六人文公園舉行的造勢大會上,主動就「反送中」議題,在台上高調表示「我跟大家保證,一國兩制絕對不會在台灣這個土地實現」,並引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的名言「Over My Dead Body(跨過我的屍體)」,激昂地高喊,「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一國兩制),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

縮小台灣認同「一國兩制」空間
與「見風使舵」的韓國瑜「三段式補鑊」相比較,其他的國民黨大選候選人就顯得直截了當得多了,不變的是,同樣也是為了選情。在黨內總統候選人的競逐中,人氣度排在第二的鴻海前董事長郭台銘,則在六月九日當天就直接對北京的立場持反對意見,明確表示「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至於在民調上暫時落後在韓郭之後的朱立倫,也在當日清晰地拒絕了「一國兩制」,並稱:「今日香港,永遠不會成為明日台灣;因為我們從沒有將『一國兩制』當作選項。」
向來在言語間以幽默乃至於無厘頭著稱、也被視為可能參選二○二○年總統大選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表示「一國兩制若是香港模式,台上講,台下台灣人就跑光了」。
連與北京交好的國民黨及「白色力量」的柯文哲都講出對「一國兩制」否定的話,一向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執政民進黨如何態度「凜然」,也就不難想像了。蔡英文九日當天就表示「在『一國兩制』之下,短短二十二年的時間,港人的自由不再理所當然,過去驕傲的現代法制也逐步崩毀。這值得我們深深警醒、深深關切。」
香港「反送中」爆發期間,恰巧與民進黨初選的最後階段重疊。民進黨的初選民調於香港首場百萬大遊行翌日的六月十日及十一日舉行,結果於十三日發表,蔡英文以高於賴清德百分之八的票數順利當選。在「反送中」話題高度燃燒的籠罩下舉行的民調,對現任總統、且擁有「穩重且不卑不亢」應對台灣「國家安全議題」形象的蔡英文顯然有利。換言之,「香港因素」意外地也成為蔡英文勝出民進黨初選的「臨門一腳」。
香港「逃犯條例」引發的狂潮對台灣選舉的影響,恐怕還不止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初選。在民進黨總統初選電話民調的關鍵時刻,香港突然爆發大規模「反送中」示威,導致蔡英文不僅勝出初選,更出乎許多民調專家的預料,完勝高人氣的韓國瑜及柯文哲。儘管此次初選民調聚焦在民進黨候選人身上,因此還需要觀察後續其他民調的結果,不過「反送中」成為影響二○二○年台灣大選的效應顯然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了。

強化了台灣「政治自主」價值
筆者向來傾向認為未來一段較長的時期,台灣選民將繼續在兩大價值,即「經濟民生」與「政治自主」中徘徊、搖擺。去年十一月底舉行的「九合一選舉」結果,可較清楚看出台灣選民選擇了「經濟民生」。不過,年初「習五條」的發表,尤其是首次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作為和平統一台灣的方針,使台灣社會感到更深一層的壓力,選民的動向也出現朝「政治自主」方向移動的跡象。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自二○一三年起,開始舉辦針對台灣民眾對於在兩岸交流協商時,「經濟利益」和「國家主權」何者比較重要的問卷調查。今年三月的調查結果首次出現黃金交叉,視「國家主權」更重要的比例,首度突破「經濟利益」,達到百分之五十八點三。不難預測,當香港「反送中」議題在台灣社會發酵後,無論國民黨的候選人是誰,選情將對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較為有利。
自北京於一九八○年初開始提出「一國兩制」的國家統一新概念以來,近四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卻未曾認真地討論過「一國兩制」的內容及各種面向。如今台灣社會因「習五條」及「反送中」運動,獲得了較多討論空間的機會,就這點而言,並非壞事。
然而,在北京仍苦於如何讓台灣人民了解「一國兩制」真諦之際,一場涉及香港民眾在「一國兩制」下能否維持「高度自治」及「自由」、「安全」議題的「反送中」風暴,卻明明白白地提供了不僅是香港人,也包括台灣人民透視「一國兩制」弊端的絕佳機會。
在可預見的未來,北京能否讓台灣人民逐漸走向接受「一國兩制」的方向?歷經「反送中」風暴的啟示後,恐怕更難樂觀。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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