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中國人?  「一國」與「兩制」拉鋸中的身份認同 (林泉忠)

  十年前舉世矚目的香港九七回歸,其含義不僅僅是香港這塊土地的歸屬在法律上從殖民宗主國回到祖國的變更,也是香港居民在身份上歷經從英屬殖民地市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轉換。誠然,包括國籍與護照在內的法律上的身份證明並不難變更;然而,身份認同在意識上的重新建構則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香港回歸後的十年,是香港市民重新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十年,也是政府推動國民整合與認同重建的十年。究竟政府不遺餘力的「國民教育」有何成效?香港市民的認同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目前仍面臨什麼課題?本文嘗試探討香港市民自一九九七年回歸以來在認同方面所經歷的變遷。

「香港人意識」是雙刃劍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方面,重點放在建構「中國國民」的新國民身份。不過,在與「中國國民」身份不衝突的情況下,也期待能強化民眾的「香港市民」身份以及對香港的歸屬感。

  凝聚居民的本土認同,有助於促進香港社會的整合,也有利於政府政策的推行。不過,政府也擔心「香港人意識」的增強,會增大在推動「中國國民」身份工作上的難度,以及不利於減少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之間的隔閡。這種雙刃劍式的內在矛盾,使特區政府在部署這方面的工作上步步為營。結果是將這方面的重點放在加強市民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認識上。這方面的工作由於不僅僅在強調「兩制」中賦予特區居民的權利、義務與責任,也常與強調「一國」的內容同時進行。因此,不是單純地強化「香港市民」對香港的認同感。算得上比較清楚傳遞強化本土歸屬信息的是以「香港是我家」為主題的一些活動,而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同名徵文比賽也具有透過喚起市民的集體記憶以凝聚人們對香港歸屬感的意義。而香港電台電視部於二○○六年重新製作的《獅子山下》也可視為配合這種氛圍的產物①。另外,官方為了紀念特區成立十周年而製作的主題曲《始終有你》,也是在呼籲特區市民對香港的認同,儘管還加插了「獅子山觸得到長城,血脈裏感應,和諧靠你賦予生命」的歌詞,以避免「政治不正確」。

  相對於對強化「香港人意識」的曖昧姿態,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不遺餘力的是對建構「中國國民」身份的積極態度。特區政府之所以積極,除了是因新環境下「政治正確」的需要外,也來自中聯辦以及香港「愛國」(左派)團體的壓力。民建聯主席馬力就曾於二○○五年在立法會提出「升掛國旗」的動議。同年特首所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就首次明確表示特區政府致力於「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加強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的決心。

推動「國民教育」

  香港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該委員會還與青年事務委員會於二○○四年成立了「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專門負責國民教育的推廣工作。該工作主要分為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兩部分。社會教育的具體工作是製作宣傳品和舉辦宣傳活動。其中最受矚目乃至非議的,則為四套「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②。以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加國旗飄揚為畫面的主軸,也成為該短片的特點。此外,中央與特區政府合作安排國家級出色運動員來訪,以及將國寶運來香港展覽,都可視為在香港社會推行國民教育的一環。

  在學校教育方面,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於二○○五年在回答議員質詢時就明確表示,「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已被列為學校教育的課程目標之一」。首先,在升掛國旗方面,香港教統局規定所有官立學校必須在元旦日、回歸紀念日、國慶日等重要日子升掛國旗。同時,政府也鼓勵其他學校跟隨。

  在教學方面,中學或小學的常識科、中國語文科、公民教育科及通識教育科等科目中, 已加入了有關國民教育的課題,內容涉及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習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等。同時,教統局還積極舉辦了許多認識中國的內地考察和交流活動。

對共產黨政權的認受性

  回歸以來香港政府積極推動的「國民教育」,其公開的目的在於強化香港市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不過,其中也隱含了期待香港居民對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以及對非普選產生的特區政府施政的支持。

  作為前殖民地,在回歸母國後實施「國民教育」,建構國家認同,配合國家的國民整合政策,本來無可厚非。然而,香港的情況卻是複雜的。

  香港長久以來一直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社會,與大陸乃至台灣社會無異。即使在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時期,香港的學校仍有教授中國語文與中國歷史,因此一般民眾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既不陌生,也不排斥。因此,基本上並不存在民族認同,即在文化上認同中華文化的問題。這也是上述的「愛國教育」為何常常以祖國山河、歷史文化與人物故事為橋梁的緣故。對香港市民而言,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於對共產黨政府的認受程度以及對其統治下中國大陸這個「祖國」的認同上。

  「九七」以前,在香港民眾之間因政治傾向的不同普遍存在着兩個「祖國」。弔詭的是,殖民宗主國的英國從未成為香港人心中的「祖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另一個「祖國」是中華民國。然而,雙十節期間中華民國國旗在許多公共屋邨匯成旗海的景象,在「九七」後已不復出現。

  十年來浩浩蕩蕩的「國民教育」工程,加上「祖國」概念趨向單一化,使香港民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乃至國家認同有了明顯的變化。近年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發展意見調查)、學友社(中學生國民身份調查)等多項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都不約而同地顯示了香港民眾的「中國人」身份意識正處於不斷上升的趨勢。筆者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二○○五年至二○○七年連續三年合作舉辦的跨國民調中的香港部分也顯示了這一特徵(見表一)。不過,這種變化,並不純粹是國民教育雷厲風行的結果。近年香港與大陸在經濟上快速的一體化,大陸的經濟成就,都是促進港人的「中國人」意識,以及增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的主要因素。

本土認同與國民認同兼容

  儘管「國民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中國人」意識也在逐步增加。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香港社會在建構「中國國民」身份的過程中一帆風順。筆者認為阻力其實不小,甚至也不是單純加強了「愛國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

  如今的香港社會仍存在一部分是當年為了政治或經濟的理由而於一九四九年後從大陸逃往香港的人口。除此之外,也包括上述提到的長期以來支持中華民國或國民黨的群體。這些人口長期存在着對共產黨政府的不信任乃至抗拒的心理。而即使是如今成為香港主要人口部分的土生土長的一群,由於沒有參與新中國的建設,也大多沒有在內地接受過教育的經驗,因此並不容易產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歸屬感或國家認同。

  不僅如此,不利於回歸後在香港建構國家認同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香港本土認同的存在。一九九○年起由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每兩年一次合作進行的全港性社會指標調查,直至二○○一年的調查數據均顯示了「香港人」意識持續成為香港民眾認同結構中的主流部分。這種潛在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強度也反映在體育競賽中,當香港隊與中國隊對決時,支持香港隊的成為壓倒性多數的情境上(見表二)。

  數據(表一)也顯示,香港逾半居民趨向包容「香港人」與「中國人」兩個身份認同。換言之,對這些民眾而言,這兩種身份認同並不矛盾,可以並容。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香港人」意識裏不全然是文化性質的東西,而是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性質。筆者在分析「香港人」認同特徵的時候,曾提出該認同的形態已具「準民族主義」的性質。民調中不選擇「中國人」或「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而只選擇「香港人」的一群,其本土認同的性質就明顯帶有了政治性。這種政治性不但妨礙了建立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新身份認同,甚至還容易發展成政治分離意識。數據顯示回歸後,仍有四分之一香港民眾傾向在政治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見表三)。

一國兩制緩和國民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項調查中,傾向「港獨」的人數比選擇「香港人」的人數還多。這顯示了即使是抱持「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民眾之中,仍存在部分潛在的分離意識。換言之,對這些人而言,承認「中國人」身份和贊同香港獨立並不矛盾。這意味着文化乃至民族認同意識的增強,未必直接提高國民意識或國家認同。這也揭示了回歸後在香港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國民教育」的局限。

  削弱「國民教育」成效的因素,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先天性」問題,即「一國兩制」的設計本身。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的設想,是為了使回歸後的香港(最初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能順利運作的一個務實的妥協性安排。然而,如此的安排卻直接導致回歸後的香港居民不可能產生與大陸民眾相同的國家認同。因為產生同一個國家認同意識不可缺少的幾個基本條件中,除了必須具備同一個市場、關稅區、貨幣等經濟上的高度一體化外,還必須共同享有包括統一的法律、教育在內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極具諷刺的是,從國民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理論而言,「一國兩制」是從制度上維繫了「國民分化」的狀態。

  觀察過去十年,不難得出一個這種狀態的基本輪廓,即「一國」與「兩制」的拉鋸戰。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中央傾向強調「一國」的意義。備受非議的接二連三的「釋法」,以及強力主導香港的「普選」安排,正彰顯了中央對掌控最高權力的執着;而香港社會的部分勢力乃至主流社會則強調維護「兩制」賦予香港市民的權利。在「一國」與「兩制」的角力中,也常出現「一國」與國家認同直接結合的現象。不過,「兩制」與本土認同結合的現象則不清晰。主要是在維護或爭取香港市民權利時,如果以主張本土認同為抗爭手段,很容易被解讀為本土分離主義的表現。即使只是對普選的訴求,香港民主派也曾在二○○四年五月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朱育誠批為搞「港獨」③。其後,網絡上有關「港獨論」的討論層出不窮,並在同年十一月出現了第一個鼓吹「港獨」的網站——「我是香港人連線」。儘管香港民眾之中確實存在潛在的「港獨」意識,然而至今仍未有任何公開組織主張「港獨」,除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外,缺乏現實意義可視為主要原因。

回歸後的集體記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察覺,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而十年來許許多多的民間自主運動,從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遊行中港人特有的「家國」觀與政治自覺,到保維港、保古樹、保舊街、保天星(碼頭)、保皇后(碼頭)的訴求,再到對西九、領匯、紅灣半島改造異議中,在市民間展現的「共同體意識」,一一都成為了香港社會在回歸後的新集體記憶。值得強調的是,在這些新的集體記憶的編織過程中所聚集的社會能量,也扮演了回歸後凝聚與維繫香港本土意識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

  回歸十周年的慶典活動一波接一波,提供了又一次高度集中刺激國民認同感的機會。而隨着去年十一月「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的成立,特區政府重新制訂力度更大的國民教育政策也已聞到樓梯聲。然而,只要「一國」與「兩制」有並存的一天,兩者之間的拉鋸將持續下去。同時,國民意識與本土意識的融合與角力也將無可避免地繼續上演下去。

  認識國家,無可厚非。然而,「愛國」與否,仍存爭議。急於加快國民整合的中央與特區政府需要努力的,不應只是一味地強化「國民教育」,而是應該在朝着與世界接軌的大方向上,積極尋求縮短兩地在制度上的差距,這才是根本之道。同時,也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港人「混沌」的身份認同。因為香港社會富有彈性的身份思維與多元的價值認同,為二十一世紀的國人提供了包括對「國家」與「個人」、「愛國主義」與「普世價值」重新省思的機會與空間,這也將在未來探討中國新國家體系時起着積極的作用。

  (所有表格資料來源:根據筆者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博士合作主持的電話問卷調查的結果。調查以十八歲以上的香港居民為對象,於二○○五年及二○○六年分別收集了一○一○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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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之一,回為該曲的曲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