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兒童保育院──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黃 正)

最近在看一部音樂形式的兒童劇本時,意外接觸到中國抗日戰爭史、香港抗日戰爭史以及東江縱隊史中一件重要的歷史事件。簡要說,就是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中,香港有一個兒童保育院,由國共兩黨合作建立,香港社會賢達和慈善人士大力資助,後由東江縱隊負責接應護送,從香港轉移了三百多名保育院兒童往內地大西南的事。其中有國民黨、共產黨人員的子女,中國文化名人與知名人士的子女,還有流浪難童。這批難童輾轉五省到達貴州、重慶後,其中共產黨人員的子女又轉移到延安,成為著名的延安保育院及其小學部的學生。後來這些孩子參加革命成為了八路軍小戰士或者是新中國建設的「紅色火種」。

一段無人知曉的歷史?
我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革命歷史,包括東江縱隊歷史有一定了解,但對此事卻沒有任何印象。存疑之下向深圳東江縱隊的後代,以及深圳本土和廣東省的東縱史資深研究者詢問,均回答「不知道」。又向幾位對香港歷史有深厚底蘊的本地專家學者的朋友查詢,也回答「不知道」、「不清楚」。我曾向據說是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親屬查詢,竟然也只有模糊的應答。好奇之下便向那個劇本所依據的歷史事件源頭追溯,我拜託劇本的創作人朱先生利用一個極好的機會,向這個故事的源頭,也就是這批香港難童的當事人之一、廣東籍著名作家歐陽山先生的女兒歐陽代娜女士進行詳細的採訪。歐陽代娜女士已是九十八歲高齡,但是思維敏健,記憶完整,她向我們完整的勾描出這歷史事件的主要線條。
依據這些線條再從網絡搜尋,向可以深入的節點挖掘,這才發現原來這不應被遺忘的歷史事件就在我們眼皮子下,各種各樣的資料並不難查詢,卻被大部分歷史研究者、歷史「發燒友」忽略了!
對!僅僅是忽略而已,但忽略久了就會忘卻。
為了不忘卻而紀念—讓我們一起重溫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香港抗日戰爭史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這一段沉重而光榮的重要史實。以下是我所整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院和香港兒童保育院的那段歷史。

國共和愛國人士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爆發全面抗日戰爭。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大片國土淪陷,大量兒童喪生於戰火和日寇的屠刀下,無數兒童跟隨難民潮四處逃難。為了拯救民族未來的希望,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愛國進步的民族力量聯合起來,由宋美齡、鄧穎超發起動員全國婦女愛國力量,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在武漢創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後改稱總會),由宋美齡和李德全當選正副理事長。保育會理事、名譽理事包括了國共雙方領導人,如蔣介石、毛澤東、林森、周恩來等等。並陸續建立了二十餘個分會和數十所遍及多省多地的兒童保育院,拯救、收容、教養了三萬多名難童,其中收容的主要對象為十五歲以下的陣亡將士子女、抗戰將士子女、參加抗戰犧牲的人員的子女、救亡工作人員的子女和戰區兒童。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由在港的宋慶齡、何香凝、宋藹齡倡議建立了保育總會香港分會。五月十日,戰時兒童保育總會香港分會成立,一致推舉王孝英女士為主席,孫陳淑英等五十三人任理事,並選舉香港知名人士何東爵士第五女何艾齡(又名何奇姿)為兒童保育院院長。隨後於元朗建立第一保育院(現址為香港博愛醫院),又於西營盤廣華醫院建立第二保育院,並租借意大利育嬰堂建立了專收容嬰兒的第三保育院。一九三八年夏,武漢戰事緊張,隨時有淪陷危險,保育總會向香港轉移了部分難童。九月九日。第一批來自武漢保育院的二百四十五名內地難童到達香港九龍。

收容、轉移難童的歷史使命
在國共兩黨發動下,香港各界愛國人士和社會力量慷慨捐資、捐款,對保育院的建立與運作給予了多方資助,加上英治香港的特殊條件,當時香港的保育院是最安全且條件最好的。香港保育分會和保育院的工作始終得到共產黨方面,由廖承志領導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和香港地下黨秘密戰線的大力支持、配合。
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即將淪陷,部分國共兩黨人員的孩子也被組織轉移到香港保育院收容,其中有廣東著名作家歐陽山的兩名女兒和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著名抗戰攝影家沙飛的一兒一女。隨收容和轉移來此的難童日益增多,不得不向各界富豪暫借樓宇安置。南洋愛國商人、「萬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資在鑽石山建起新的第三保育院。一九三九年夏,胡氏兄弟又出資一萬四千餘元在粉嶺向何甘棠買地二十畝(約十三萬英尺),費資共八萬七千餘元蓋房四十八間,於一九四○年初建起粉嶺保育院,將分散的三個保育院合共六百多名兒童全部遷於此院安置。
一九四○年夏天,香港情勢也緊張起來,面對國際戰略局勢可能出現的變化,保育總會決定將香港難童全部向中國西南腹地貴州轉移。當時廣東全境都已被日軍佔領,轉移路線不可避免要經過廣東,共產黨廣東地下黨組織和所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後於一九四三年被授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番號)承擔了廣東秘密通道上接應及武裝護送的全部責任。據香港保育院難童、沙飛先生的大兒子王理達回憶,向西南地區轉移的香港保育生共三百餘名,由五名老師帶領,分三批乘船在寶安(現深圳葵涌)沙漁涌海灣上岸,經惠陽等地到達韶關,後在衡陽、桂林作了較長時間停留。離開廣東以後,接應和護送任務主要由各地八路軍辦事組(或聯絡站)及游擊隊負責。一路艱難困苦、饑寒交迫,無需言表,所幸未遭遇敵情與戰鬥。經歷一年半左右的艱難輾轉到達貴州,香港保育院併入貴州桐梓保育院,香港分會也併入貴州分會,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至此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紀念是為了不忘卻
一路上,有的孩子亡於途中,不少難童投親靠友或被沿途安置,一部分難童從貴州前往重慶,後者不少是國共兩黨人員的孩子。一九四二年夏末,香港難童中屬於共產黨人員的孩子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人員再次踏上路途向延安轉移,從離開香港起共歷經兩年有餘,終於到達延安。這批保育生隨後進入延安保育院及保育院小學部讀書,開始了在紅色根據地的學習生活。其中歐陽山的女兒歐陽代娜還成為中共中央機關的小機要人員。後來,在延安的香港難童們相繼參加革命工作,成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成員。
近年,為了尋找和紀念這段十分有意義的歷史,散布在海內外的當年保育生聚集起來舉辦了多次活動,不少人撰寫了回憶錄。截至二十世紀末,當年近三萬名保育院難童仍然在世並聯繫上的還有四千餘人。他們當中多名是文化藝術界、教育界、醫學界、科技界等享有盛名的專家、學者,或是取得突出成就的國家建設者。
這一段歷史是中華民族苦難卻光榮的過往,也是香港苦難卻光榮的過往。在這段歷史中,香港是整個民族與國家的血肉部分,曾負起驕傲的擔當。當我們享有今天的繁榮與富足,或是穩步或是浮躁地向明天走去時,找回就在我們眼皮底下不應忘卻的歷史沉重,是我們每個中華兒女的權利與義務。
願我們都是祖先豐碑前延綿不絕的香火,每個人都是國家歷史傳承上的一個節點,都是民族苦難輝煌歷程上的血與肉、魂與魄。
注:對這段史實有興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搜索「香港兒童保育院」或「戰時兒童保育會」詞條。國內還有一些正規出版物介紹有關資料,如遼寧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烽火搖藍—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圖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尋找沙飛:一個戰地記者的影像戰爭》等。

(作者為哲學博士、香港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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