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化意義 (潘耀明)

  內地一家電視台來香港拍攝「文化人回家」系列的紀錄片。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十歲時以一個貧童之身與家母投奔香港親戚的情景,而不是出生地閩南山區,也許這便是劉再復所指的「生命的跨度意識」(1)。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香港,是一個頗落後的手工業社會。我們住在西營盤高街、八伙人合租的一幢舊樓。家母與我和另一家親戚——也是母子倆,四個人在一個由四塊木板搭成的床舖同被共枕。童年時的玩具,只有公仔紙和波子(2),課餘穿塑膠花及用鉗子夾拉鍊頭,賺點蠅頭小錢,幫補學費。此外,我在高街毗鄰的西邊街發現了一個文化寶藏——社會福利署屬下的圖書館,我在那裏發現了許多新文學作品,每逢周末,我都抽空去借書。這段期間,啃了許多新文學作品。長大後,一直聽到「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字眼,感到很刺耳,不禁要為香港叫屈。我想說的是,我的少年文學啟蒙和薰染的中國現代文學,恰巧是在這一塊被譏為「文化沙漠」的地方。

  月前,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一百期和編輯劉青峰榮休活動,感觸良多。《二十一世紀》是海內外人文思想的一塊寶地,她在迅速反映內地的文化思潮上,一直起着先導的作用。是晚活動的主持談到該刊的創辦經過時,認為該刊創辦之前,「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他所指的是「狹義的文化」,即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文化。從這一意義來說,也許沒有錯。從廣義來說,文化泛指一般知識,也包括語文知識。在《二十一世紀》創辦之前,香港便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像哲學大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國學大師饒宗頤和最近獲得學術大獎——克魯奇獎的余英時;還有小說家金庸、梁羽生、劉以鬯等等,都是影響遐邇的學人和作家。至於文化和文藝園地,較早的《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海洋文藝》、《素葉文學》、《大姆指》等等,和創辦於六十年代的《明報月刊》及其後的《盤古》都是影響頗大的文化、文藝刊物。哲理方面,遠的不說,近在咫尺的,我想到的是李天命先生,他的思想性著作,橫看比起許多流行小說更風行,豎看則長期廣受愛戴,是「曲高和眾」的典型。《李天命的思考藝術》迄今已印了五十七個版次(3),他的近著和新作亦全都雄踞暢銷書榜,好評、口碑不絕如縷,蔚為一朵破空而出的文化奇葩。

  我曾說過,港英政府和現在的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的文化缺乏有力的支持和扶掖。難得的是,香港文化並沒有泯滅,而是煥發出更頑強的生命力。也許這正是香港的文化意義所在。

  我覺得香港的文化得益於它的「中性價值」,即超越政治、地域囿限的兼容態度,所以論者咸認為香港是中國文化的一扇窗口。龍應台曾指出:「……一百年來香港都是中華文化的一扇窗,香港是一個舞台,你把燈打在舞台上,舞台亮了,可是她的觀眾席,其實不是只在香港,她的觀眾席在中國內地、在台灣、在馬來西亞,甚至整個華文世界。她的舞台非常小,在舞台邊的觀眾也很少;但她的光,她在舞台上的光影,照亮了整個華文世界。」(4)

  龍應台認為,香港的文化人和作家是最寂寞的,讀者不多,掌聲很少,但卻是「一個文化跟思想的窗口,照亮了整個華文世界的一個小小的舞台」(5),這全因為香港是一個中立的、開放的、自由的空間,借用瘂弦的話,這正是「香港的意義」所在,更具體地說,是香港的文化意義。

注:

(1)劉再復:《遠遊歲月.生命的跨度》,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

(2)五六十年代香港兒童的小玩意,「公仔紙」指印有圖畫的長約寸方的小紙片;「波子」指玻璃珠

(3)戎子由、梁沛霖合編﹕《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明報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

(4)(5)龍應台:《華文世界的窗口》,《明報月刊》,二○○六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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