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偉開創的電影道路  紀念香港首部短故事片《莊子試妻》公映百周年 (黎錫)

  去年是黎民偉誕生一百二十周年,他在十六歲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一九一四年參與拍攝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莊子試妻》,一九二一年與長兄黎海山、四兄黎北海合辦「新世界影院」。一九二二年他先後在香港、廣州獨資買地建樓,發起籌辦香港第一間「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黎民偉領導羅永祥、彭年等,拍攝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和北伐戰爭。孫中山先生饋贈墨寶「天下為公」。

  一九二六年他在上海與李應生共同創辦「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又與羅明佑共同創辦「聯華影業公司」,拍攝了許多優秀影片,推動中國電影進入第一個黃金時期。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和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日寇兩次侵略上海,他立即帶領攝影隊,拍攝我國軍民英勇抗敵。抗戰勝利後,他在香港「永華影片公司」任職,首次引進最先進的影片沖洗技術。

  黎民偉一生參與製作了故事片五十三部,紀錄片三十多部,他主要擔任製片主任工作,在開創—失敗—再開創的坎坷道路上艱苦創業,他散盡家財,把畢生精力獻給電影事業。一九五三年病逝於香港。

圍繞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的爭辯

  關於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是《莊子試妻》還是《偷燒鴨》,近十年在香港有激烈爭辯。

  程樹仁在一九二七年主編的《中華影業史》第四部分《新式影戲由洋人輸入中國之時期》記述:一九○九年布拉斯基「在上海組織亞細亞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攝製《西太后》、《不幸兒》,在香港攝製《瓦盆伸冤》、《偷燒鴨》。」這個論述長期被電影史家廣泛引用,但都是引述程樹仁原文,沒有新的論證,也沒有提供消息的來源。

  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研究組長黃愛玲及藍天雲在《中國電影溯源》頁七二引述程樹仁的《中華影業年鑑》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年鑑》內的『國產影片表』裏,卻是由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的《莊子劈棺》與《黑籍寃魂》開始,顯然不承認由外國人出品的《瓦盆伸冤》和《偷燒鴨》為國產影片。在『外國所製之中國影片』一項下,《不幸兒》、《瓦盆伸冤》、《西太后》都被列入,而獨獨遺漏了《偷燒鴨》。……書中沒有留下有關亞細亞影片公司與《偷燒鴨》等影片的資料來源,令人難以進一步核實,而後人卻一再引用,留下了這宗中國電影史上的無頭公案。」可見程樹仁論述並不嚴謹。

  資深電影史研究者羅卡和法蘭賓在二○○九年底,找出重要史料——《莊子試妻》攝影師萬維沙一九一四年在美國接受訪問的文章,萬維沙指出他們「首先拍一齣本地戲劇叫做《莊周的名譽被毀》(The Deformation of Choung Chow,即《莊子試妻》),……公映成績出奇地美滿;上映了一個月晚晚滿座,……在我留港期間我們再拍了另外的三部。……《瓦盆伸冤》(The Haunted Pot)、《艇家的夢想》(The Sanpan Man's Dream)和《偷燒鴨》(The Trip of the Roast Duck),……。」

  羅卡指出:「黎民偉自述文與萬維沙的主要觀點完全吻合。」「我們認為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莊子試妻》、《偷燒鴨》、《瓦盆伸冤》等是最早一批在香港拍製有中國人演出的故事片,而《莊》片是最早拍成公映。」

  有人宣揚黎北海是《莊》片導演,羅卡指出「……這只是他(關文清)一個人的、數十年後的記憶,至今無其他的資料對證支持。其實,一九一四年間香港尚未有導演的觀念與實踐。」

以追求「真、善、美」的心拍電影

  黎民偉是理想主義者,我試圖剖析他開創電影的道路:

  一、終身以「電影救國」為理想。中國同盟會廣州分會會長、著名書畫家高劍父題贈墨寶「電影救國」,附文寫着:「民偉我兄素負提倡文化之責,民二年即從事電影宣傳,居功殊偉,書敬贈 劍父」當年中國積弱,備受外強宰割,不救國,就要滅亡。

  「聯華」編劇、著名學者沈寂說:「黎民偉的紀錄片本身就是政治,但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而他這個政治是『救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也最偉大的政治,在黎民偉身上體現出來。」

  二、開創電影事業的目的,是「復興國片」。他強調要拍出有教育意義的好片,要把被外國片和低俗商業片所佔領的電影市場奪回來。

  一九二七年五月開拍的《西廂記》,是「民新」的經典之作,片中對張生夢境的拍攝則使中國電影默片時代的特技手法達到新的高度。

  一九二七年底開拍的《木蘭從軍》,是他最費心血、親自督陣的巨製,跑去四個省拍外景,動用了數千北伐軍協拍,攝製了半年多才完成。但被「天一公司」搶拍同一題材,只用十多人,搭廠景十三天草率拍完,搶先推出,大大影響了《木蘭從軍》的票房收入。「民新」原計劃在《木蘭從軍》之後,拍攝《革命偉人孫中山》、《黃花崗》、《孔夫子》、《楊貴妃》、《紅樓夢》、《武則天》。《木蘭從軍》的挫折使「民新」拍大片的宏圖無法實現。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製造「濟南慘案」,把我國派去交涉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等人,施以割耳削鼻等暴行。黎民偉立即監製影片《蔡公時》,把「民新」拍攝到的紀錄片,擴大成更有說服力的故事片,開創紀錄性故事片的先河。拍攝期間受到帝國主義者威脅:不得在租界內上映,又不能賣埠到南洋;黎民偉忍受經營損失,堅決把影片拍完,在華界的小電影院放映,觀眾聞風而來捧場。

  黎民偉要拍好片,成本高,但電影市場狹窄,大部分被外國片和低俗的商業片所佔領,使公司嚴重虧蝕。在「民新」的短短幾年裏,他損失了私產四十多萬元,按今天估值約有一億多元。公司被迫結業,黎民偉要以三折價錢售出公司的股票還債。這就是他說「拿刃去做社會教育」的代價!

  三、以藝術家的心態辦企業,又沒有自己的院線,導致失敗。正如沈寂先生所說:「黎民偉失敗的原因是他性格決定的,他拍電影的宗旨純真,他本身是很純真的、很善良;他是一個藝術家辦企業,抱着追求『真、善、美』的心情去辦企業,必定會遭到相反的遭遇,……他去拍電影,要上映了以後才能收到錢,拍一部電影等於負了一筆債,有時還收不回成本,命運掌握在電影院、片商手裏,……黎民偉以純真的心去交朋友,最後他當然是吃虧,我看他幾次吃虧都在這個地方。」

  黎民偉汲取了「民新」沒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導致嚴重虧蝕的教訓,與發行商羅明佑共創「聯華影業公司」,推行「產、供、銷」一體化的大企業生產方式,團結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本是實現理想的大好機會,可恨日本侵略者的瘋狂進犯,徹底摧毀了他的電影夢。

  四、既是廠長,又是攝影師,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緊跟時代的步伐,拍攝了三部珍貴的長紀錄片:有記錄孫中山先生革命事迹和北伐戰爭的《勳業千秋》、記錄我國軍民反抗日寇兩次侵略上海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和《淞滬抗戰紀實》。從以上三部影片中,許多在戰爭現場拍攝的鏡頭,戰士伏在沙包後面,攝影機架在戰士身後拍攝,他告訴我說曾有炮彈皮打在三腳架上,現存影片中還可以看到炮彈皮飛向鏡頭。《勳業千秋》還有三個航拍鏡頭,他告訴我他們乘坐雙翼飛機拍攝,只有兩個座位,前面坐飛行員,他被縛在後座,把攝影機牢牢固定在座位下面,進行航拍,十分艱險。

  五、十分重視對年輕人的栽培。卜萬蒼與侯曜參加「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時才二十三歲,黎民偉就讓他們執導《玉潔冰清》、《西廂記》、《木蘭從軍》等優秀影片,都取得很好的成績。「聯華」攝影師羅敬浩對我說:黎民偉總是毫無保留地教導年輕人,「聯華」拍攝三部創業作《故都春夢》、《野草閒花》、《戀愛與義務》,黎民偉都親自督陣。黃紹芬在「民新公司」擔任雜務和攝影助手,當拍攝「聯華」第一部影片《故都春夢》時,黎民偉放手讓他擔任攝影師,自己從旁指導,當時他才十八歲,結果一舉成名,他們三位後來都成為著名的導演和攝影師。

  六、團結職工,共渡難關。由於日寇侵略,極大地打擊了中國的電影事業。一九三一年「八一三」事變,羅明佑喪失了在東三省的院線,斷絕了部分資金來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日寇侵略上海,「聯華」四廠被毀,人心浮動,市場萎縮。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及聶耳在日本遇溺,大大影響了「聯華」影片的上座率,造成資金緊絀,欠薪多月。

  在這極端困難時期,由於黎民偉與職工關係較好,他團結大家,共渡時艱。「聯華」的老職工告訴我:「『聯華』是個大家庭,黎先生對職工很好,常常把自己的經驗毫無保留地教給別人。」黎民偉對於維繫這個大家庭,起了重要的作用。當「聯華」發生分裂,要推翻羅明佑的風潮時,報載幾位負責人「要求黎民偉不要退出『聯華』,仍在一起共同合作。」

  (作者是香港電影史研究者,篇幅所限,原文注釋一概省略。)


黎民偉在《莊子試妻》片中反串莊妻。(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