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體制:萬馬齊喑究可哀 (章立凡)

  感謝黨國,從二○一二到二○一三,接連演了兩年大戲:從王立軍事件到審判薄熙來,從清洗「石油幫」到權鬥升級版,從「中國夢」到新權威主義,從「反憲政」到「清網運動」, 從「兩個互不否定」到兩個冥誕紀念……,不斷更換的戲碼令人眼花繚亂。文戲武戲,兩手都很硬,可就是只許鼓掌不許點評,誰要敢喝倒彩,搞不好會被請「喝茶」,給人的感覺是碰上「戲霸」了。

  二○一四將迎來夏曆馬年,是「萬馬齊喑」還是「萬馬奔騰」,現實令人無語,前景依然不明。

紅二代:最後的救黨力量?

  「年年唱改革,屆屆有三中」,中共高層五年一換屆,循例可連任兩屆。上屆核心履新之初,果斷處理「非典」疫情、整頓吏治,人們開始期盼「新政」,以為真會有所作為;到第二屆任期才漸漸看出是個「維持會」,根本不會有政治體制改革,莫測高深的面孔掩蓋了平庸。

  本屆最高領導人上台半年左右,思想個性已充分展現。新班子的主體,是被稱為「太子黨」的紅二代;而上屆領導層主要來自草根出身的「團派」。前者猶若創業大股東的繼承人,說話做事,如在自己家中;後者只是職業經理人,言談舉止,似在他人門下。職業經理人股本有限,任內治國乏術,哪家的乳酪都動不得,吏治敗壞,社會衝突日漸激烈。一些紅二代擔心祖業不保,急切推動「自己人」中的強人來「親政」,引領政權走出困境。

  與前任相比,新的最高領導人對捍衛紅色江山多了一份血緣上的感情,加之政治資本雄厚,重振祖業的決心和信心滿滿。上台後首訪俄羅斯時,他對普京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覺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筆者曾分析,無論內政外交,他都希望成為政治強人。

  上台一年來,太子黨逐漸形成類於清末「皇族內閣」的權力架構,對內以反貪大棒整肅體制內異己派系,同時高調打壓主張憲政民主的輿論訴求;對外則揚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爭取主導世界的強國地位。

  但太子黨也有自身的焦慮:當前的權力架構僅能維繫五年,「紅三代」接班無人。第一屆任期結束後,七常委中將有五人退休。今後四年間能否改變原有權力格局,以威權政治保障治國路線的連續性,成為救黨保政權的關鍵。

再建威權:以民生兌換民主?

  「十八大」閉幕後,我推測新領導將以「民生換民主」的方式,改善經濟民生,重建威權政治,但不會實行政改。此次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改革的決定》,對症候的把脈比較明晰,說明體制內不乏明白人。提出需要改革的經濟、行政體制目標問題有六十條之多,土地、金融、勞教、計生等等弊政全部囊括,卻未說明實施路徑;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兩個超級集權機構,開始虛化「集體總統制」,但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部署。

  某些學人望風希旨,或重彈「新權威主義」,或鼓吹「儒家憲政」;部分知識分子也一廂情願地以為,做好「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啟動新一輪經濟改革,就有「倒逼政改」之可能。但經濟改革缺乏政治體制的保障,一如鄧小平所言:「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目前中共的處境和動員能力,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無可比性:利益格局,堅冰固不可摧;朝野上下,早無改革共識;體制內外,亦無互信互動。若吊起公眾的期望值而無從兌現,未來的信心落差將更加巨大。

  《決定》若早十年出台,即便處方力度不夠,仍不失為一經典醫案。時過境遷,治療的最佳時機已經錯失。如同癌細胞擴散後,根治手術(政改)難以承受,猛藥化療(如官員財產公開)亦不敢試,只能採用中醫保守療法:「固本」——集中權力強化執政地位;「培元」——保經濟增長以維繫合法性。悖論恰恰在於:以經濟自由化維繫合法性的舉措,必將壯大經濟民主,從而助長政治、文化上的民主訴求,未來的政治變革無法迴避。

  執政黨最大的癥結是患得患失:長期的一黨執政,已失去了正常的競爭能力,故無論改革與否,底線都是中共永遠執政。無捨亦無得,若立黨為私,一切以本黨利益為軸心,則其謀難成。

中國夢:執政理論難圓自信

  理論上的模糊和路徑的不確定性,是政治宣傳的大忌。黨媒竭力營造的「中國夢」,如同在霧霾中欣賞帝都夜景:美麗、模糊、有毒。以夢境為口號的政治宣傳策略,已是匪夷所思,更愚蠢的是發起了一場反憲政運動,不遺餘力地摧毀自己營造的舊夢。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中共一直致力於憲政和普世價值的宣傳,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並由此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贏得了青年、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支持。自建政迄今,中共即便在實踐中離棄了憲政,也從未在理論上否定過憲政。

  從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觸發的「中國夢,憲政夢」之爭,到五月的「反憲政逆流」,朝野理論交鋒持續數月,互聯網高潮迭起,大批學者名流高調捲入。御用「理論家」們無知者無畏,反憲政民主、反軍隊國家化的論調弄巧成拙,演變成對中共黨史的討伐,實在是自取其辱。

  這場大辯論普及了憲政常識,令大批不了解憲政的民眾,成了憲政的忠實粉絲。以「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自居,屏蔽否認歷史而又大反「歷史虛無主義」,執政理論已無法自圓其說。

  面對立體傳播的網絡輿情,當局卻慣於採用管理平面媒體的落伍經驗,誤以為資訊壟斷仍可掌控一切,「七不講」、「兩高釋法」、「七條底線」、「清網運動」等一系列鉗制言論的配套舉措相繼出台。

  吐槽管道封死,上街機率增加。一個政權最大的危險,不在於民間批評太多,恰恰在於民眾的沉默。當作為社會安全排氣閥的互聯網不能正常發揮作用時,蓄積的能量會無序釋放,增加了危機爆發的不確定性。

拒絕政改:黨國體制難以為繼

  二○一二年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筆者曾在《明報月刊》撰文警示:「公器私用,黨同伐異,任人唯親,私相授受的政治生態,是不可持續的,同時任何人都不是絕對安全的。」今年薄案二審期間,筆者再度指出:沒有體制性的反腐,反腐也將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結案不是權鬥的結束,而是新一輪權鬥的升級。

  此後,對「石油幫」的清洗逐步加碼,坊間紛傳「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將被打破。近期北韓張成澤事件爆發,中國體制內一時兔死狐悲:將張成澤的「判決書」與毛時代整肅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的黨內文件相對照,語境措辭同出一轍。耐人尋味的是,原定隆重舉行的毛誕紀念活動隨即有所降溫。

  二○一三年六月,筆者曾以「否定了毛澤東,中國的未來怎樣?」為題,在新浪微博發起投票,設有兩個選項:一、否定了毛澤東,中國會天下大亂;二、否定了毛澤東,中國的明天更美好。截止到十月十日,四個月間共有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位網友投票,其中三千七百零八人支持選項一,約佔百分之二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人支持選項二,約佔百分之八十。投票結果公布後,整個話題隨即被遮罩,但人心向背可見一斑。

  無論從世界史或中國史的角度,造成大饑荒和「文革」災難的毛澤東,都已成為執政黨的負資產;然而拋棄毛澤東,中共又擔心失去黨國體制的合法性。 

  為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另類權鬥,沒有發生在現代憲政國家,而總是發生在斯大林、毛澤東、金家王朝統治下的極權國度?歷史和現實,引發了公眾對「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歷史觀的反思——斯大林主義體制不可持續,毛澤東的罪惡必須清算。

未來:突發事件衝擊體制?

  二○一四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朝鮮半島的變局,歷來對中國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甲午戰敗開啟了大清的覆亡之門,以及日後台海兩岸分裂局面,朝鮮戰爭則造成了朝鮮半島長期分裂,同時給中朝兩國樹立了兩種政治制度的對比樣板。

  拒絕政改的黨國體制,無非是政治上重新洗牌,經濟上重新洗錢,未來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今後數年間,大陸的社會衝突、天災人禍,以及香港普選之爭、朝鮮半島突發事件、領海海域爭端等等,都可能形成對體制的衝擊波,誘發意想不到的變局。

  (作者是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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