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2020-3-28
二〇二〇年四月號
與民瘼懷憂的大家(潘耀明)

今年是柏楊先生冥壽一百周年,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要我錄一段視頻以為紀念。
我認為,柏楊是台灣的魯迅,兩人都把雜文這種寫作形式發揮到淋漓盡致。在抗爭的年代,雜文無疑像一把匕首,戮穿了不合理制度和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偽裝。難能可貴的是,柏楊與魯迅一樣,都具有講真話的勇氣,在一個開放社會,講真話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但是在一個封閉專制的社會,講真話往往被當政者視為大逆不道,所以講真話要具備無畏無懼的勇氣,代價之大,難以言喻—柏楊的代價是坐了九年監獄。至於魯迅,假如他壽命長一些,以他耿直不阿的性格,不被投入黑牢幾稀矣!
柏楊是敬畏魯迅的,雖然內地有些學者認為「柏楊先生的思想比魯迅更進步,更偉大,早已超越了魯迅。」①這一論斷是否恰當,相信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我相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堅定不移的原則:講真話。
「講真話」似乎是中國文化一大課題,巴金的《隨想錄》便一再呼籲講真話的必要。
這對於史學界尤其重要。余英時先生很強調這一點:「寫史必須用『直筆』,不能隱藏或歪曲事實,是中國最古老的傳統之一,所以,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特別稱讚他是『古之良史』。後世朝廷史官在《起居注》中記載皇帝的言行,無論是善是惡,也都援事直書。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為史官所拒絕。」②
中國古代司馬光坐牢後以史家之筆寫了《資治通鑑》,也是講真話的佼佼者。柏楊把這部史學經典白話化,惠澤廣大讀者,可謂功德無量。柏楊在這一骨節上,比魯迅更能造福人群。
學貫中西的余英時先生深諳作為一位現代學者,更需要獨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的重要。他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現世的關懷,對於時弊,特別違反人道及不公平的社會問題,往往挺身而出,聲色俱厲,不乏針砭,他因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更不惜得罪海峽兩岸的當政者。
余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論述,比起柏楊和魯迅自有另一番深刻見解。他指出:「中國歷史上向來就有兩個『儒家』,一個是被迫害的儒家,一個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我們要嚴格的分清,誰是真正的儒家,誰是借儒家來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謂』儒家思想。所以這些如果分清了,我們就不用猶豫,我們還可以繼續講儒家,我們還可以繼續提倡儒家對文化的看法,對社會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樣和西方的思想結合起來。」③
前兩者對傳統文化是持否定的態度,後者是覺得儒家精髓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④。
作為史學家、思想家,余英時先生有一種洞達事理的睿智和豁然的襟懷,他曾告誡一味激進的文友:「忽視了真真正正活在世上的人,忘記了他們經歷的苦難。你說的大膽社會實驗,造成了民不聊生的局面,就是億萬中國人經歷的苦難。人類歷史的確有過不少革命性的社會實驗,帶動了歷史的變革,也經常給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苦難。我們是中國人,我不希望中國人經歷這種社會實驗!」⑤
以上這一番話,允稱與民瘼懷憂、身負經國大略的大智慧了。
茲值本刊顧問余英時先生九十大壽,遙祝身體康泰、吉祥長青!

 

注:

①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編後記》,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②羅小虎:《余英時:中國現代學術「典範」的建立》,《每日頭條》,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③④余英時:《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怎麼會敵視西方普世價值?》,《每日頭條》,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⑤鄭培凱:《余英時先生九秩嵩壽》,本刊二○二○年四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