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往常我們經常坐的大沙發已經變成鮮花的海洋。

「當代中國屈原─李銳同志千古」，我為李銳寫的輓詞，貼在牆上─李老照片邊上。李銳一生追求真理，是堅定的改革派、是黨內的先知先覺者。我是黨抱大的，我屬於後知後覺，我是覺醒在晚年。這是我跟李銳的不同，也是我更尊敬李銳的緣由。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澤東說過「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前四項他都經歷了。超出常人的經歷造就了超出常人的膽識和魄力，一副硬脊梁，撐起一片天。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銳沒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晉察冀邊區，我們年輕時並不認識。只是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知道李銳也因右傾勞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後來我與李銳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難受的事情是挨餓，因為李銳在北大荒差一點就被餓死了。了解李銳多一點，是讀到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時，這是我當時看到最珍貴的史料。看後，令我對中央從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謎團豁然開朗。後來又讀了他的《龍膽紫集》，覺得他是條硬漢子。

「六四」事件後，李銳、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在中顧委受到追查，不予黨員登記，後被陳雲挽回。但是，中宣部嚴格規定，李銳、于光遠、李昌和杜潤生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許見諸報刊、不許媒體提起，誰做處理誰。政治上的一致，使我對李銳增加了佩服和尊敬。

為李銳的名字脫敏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張羅《炎黃春秋》雜誌出版發行。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李銳，是他的一篇稿件。那是一九九一年末，雜誌編輯拿來一篇李銳寫關於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稿件〈青年毛澤東的心路歷程〉，雜誌編委會討論這稿能不能發，編委會爭議非常激烈。當時，因為中宣部有明確規定，李銳的名字不准見報。《炎黃春秋》剛創刊不久，各個方面都還很弱，跟中宣部進行捉迷藏式的鬥爭，為了生存，也必須非常謹慎。當時有明確的發稿標準，就是盡量刊登一些以史為鑑的、對人們有啟發的文章。反對此稿的人認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談，有「毛粉」之嫌；其次，讓李銳的名字見報，是拿着雞蛋碰石頭，是找死，我們碰不起。於是有編輯提出，要不跟李銳說，用筆名發表可否？編輯問了李銳，但李銳說不同意，於是編輯就希望由我和方實去找李銳談，我們就給李銳打了電話。李銳沉默了一會，說：「用筆名可以吧。」我又說：「那你想用什麼筆名？」他說：「就叫『怒吼』吧。」然後，我們編輯部又討論很久，分析局勢，觀察中宣部動向，最後我們覺得可以打個擦邊球，因為這篇文章是正面評價毛澤東青年時代的，並沒有刺激當局，表揚毛也不行嗎？我們可以拿這個理由來為讓李銳名字見報而辯護。儘管講了毛的好話，但能夠出現李銳二字，這個政治收益還是大許多。經過評估，我們認為這個風險值得冒，不至於被中宣部封掉雜誌。最後，我拍板：「就用李銳的真名字發表吧。」這也算是一次「以身試法」吧。就如我們開始刊登實事求是評價陳獨秀的文章，和國民黨抗戰貢獻文章一樣，成功地打了擦邊球。果然，中宣部找不到緣由發作，此事就這麼過去了。後來，其他媒體見我們雜誌發了李銳的署名文章，居然混得過去，並沒有被懲罰，於是他們也陸陸續續發表李銳的署名文章，這也是雜誌同仁引以為豪的事─為李銳的名字脫敏。

我們查了一下，李銳這些年一共在《炎黃春秋》發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約有三四篇。文章有質量，切中時弊。

李銳：「我來向上面反映。」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炎黃春秋》雜誌周圍有幾十個退下來的正部長，連老安全部長凌雲都是《炎黃春秋》雜誌的編委。那時《炎黃春秋》雜誌的編委擴大會，常有幾十個前正部級老幹部和好幾個前省委書記參加，有凌雲、任仲夷、朱厚澤、劉杰（河南省委書記）、項南（福建省委書記）、周惠（內蒙古書記）等等，當時有人戲稱，《炎黃春秋》編委會是編外的中委會。李銳當時也是比較年長的一個，經常帶頭發言。

李銳多次說，要着力研究幾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個什麼玩意兒？共產主義是個什麼玩意兒？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玩意兒？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什麼玩意兒？他一直秉承其父的憲政思想，希望中國走向憲政。那時，不少老幹部聽他的話覺得有點刺耳，但隨着國內形勢的推進，令人匪夷所思的大事件一個接着一個，未出幾年，李銳的逆耳之言竟沒有一句落空。不少人回想起當年開會時的情形，都不能不佩服李銳的膽識。

進入二十世紀，《炎黃春秋》碰過許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肅《炎黃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給《炎黃春秋》雜誌年檢，說要通過年檢就必須掛靠到一家部級單位，這就引出一場「掛靠風波」。此事發生在二○○四年三四月前後（此前還有于光遠文章風波，他的文章涉及「三個代表」入憲）。為解決掛靠問題，我親自去找周惠，想讓他疏通劉雲山，還找了胡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掛靠到全國工商聯。最後，還是費孝通疏通了，他說服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作為主管主辦單位，雜誌得以延續。

期間，李銳也參加了我們多次研究對策。後來，雜誌多次出現類似的年檢風波，無法出刊。在這種關頭，總有李銳和其他老同志們幫忙。後來，當他們一個個病倒、辭世，雜誌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有時候上面來頭很大，部分有人脈的同志也覺得棘手。

有一次，面對同類風波，開會時大家都靜靜的，有點僵在那裏。這時李老高聲地說：「我來試試！我來向上面反映。」不管成功與否，這一句痛快的「我來試試」，就是一劑強心針，它給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線，一句「同志們，跟我衝啊！」一樣有號召力。

我還記得，老同志們幫忙轉給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轉到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手裏，據說胡還批過一段話，大意是《炎黃春秋》是一批老同志辦的，他們還是愛護擁護我們黨的，有錯誤可以加強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肅雜誌的企圖頂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的辦刊歷程，每一站都有許許多多老部長老省長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拚命為《炎黃春秋》護航，呵護着我們的雜誌。我們要永遠記得他們，感懷他們每一個人。蕭克、張愛萍、費孝通、習仲勳、任仲夷、凌雲、朱厚澤、周惠、劉杰、曾志、胡啟立、田紀雲等等，等等。

李銳，是他們中最長壽的一位，他跟二○一七年去世的何方一樣，跟許許多多老同志一樣，為這本呼籲改革的刊物戰鬥到生命最後一刻。

《炎黃春秋》雜誌就是這樣跟中宣部的左傾路線拚搏了二十多年，闖過了一道道激流險灘。如果沒有這麼一大群老部長、老革命、老同志，《炎黃春秋》決不可能走得這麼遠、這麼久。

始終站在人民一邊

「《炎黃春秋》的顧問，我當定了！」

在雜誌社的晚期，老同志們一一凋零，李銳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二○一四年，我們請李銳和何方為雜誌社的正式顧問。李銳站到了雜誌社的前面，堅定地跟雜誌的全體同仁一起，用最後的力氣為《炎黃春秋》護航。

李銳晚年成為一位卓著的黨史專家和歷史學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澤東〉（二○○三年十二月）中寫道：「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鑑，更理性地前進。」

在《八十自壽》詩中他寫道：「欲喚人間歸正道，學操董筆度餘年。」正是這樣的理念和決心，使得他堅定地、沒有一絲猶豫地站在《炎黃春秋》雜誌一邊。二十多年間，雜誌社不論何時開會，不論刮多大的風、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總是一早來到會場。

晚年，李銳着重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他比我們更早地看到了這個制度對中國的危害。他著書立說，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這個制度的弊病，發出了呼喚憲政民主的強音。二○一五年，繼《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欄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諧」之後，《炎黃春秋》已經是改革開放派唯一的陣地，而李銳就更加珍愛這唯一的陣地了。李銳與何方等老同志與雜誌同仁更加頻繁見面，研究商量《炎黃》的路究竟該怎麼走。

二○一五年春，國內形勢急轉，更不利改革開放力量。有的老編委在該部門黨組的要求下決定退出雜誌編委會，雜誌社處境一天比一天艱險，有的副總編、副社長也被迫退出，我們有幾期雜誌期刊，在印刷廠被公安截住，要停機換稿才可以重新開機印刷出版。

一天，中組部派了三個局長去李銳家談話，目的很明確，說中組部要求李銳退出《炎黃春秋》雜誌社的顧問一職，李銳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說完了嗎？《炎黃春秋》這個顧問，我當定了。你們就回去如實彙報吧。就說是我說的，《炎黃春秋》的顧問我李銳當定了。」他下定決心與《炎黃春秋》共存亡，站在鬥爭的最前頭。他也這樣捍衛過當年被整治的《冰點》，使《冰點》在《中國青年報》得以恢復。李銳的仗義執言，讓「冰點人」至今念念不忘。

二○一五年，大家明顯感到了倒行逆施的詭異動向，李銳更是按捺不住，極力主張《炎黃春秋》重新刊登鄧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編輯部爭論很大，認為任何報刊都沒有這種先例，但李銳反覆陳述理由，最後說服了大家，總編徐慶全動手編輯了李銳的按語〈我為何提議重發鄧小平「八．一八」講話〉。

在國家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李銳始終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推動歷史前進的一方。李銳和一批老同志的奮不顧身，感染和激勵了一大批社會精英，與反改革的勢力進行不妥協的抗爭。資中筠、陶斯亮、錢理群、朱學勤、任小彬、杜光、李步雲、高放、馬立誠、王海光、楊奎松、沈志華、吳偉、邵燕祥、周瑞金、保育鈞、秦暉、徐小岩、高尚全、韓鋼、雷頤、陸德、張宏遵、蔡霞、杜高等都在《炎黃春秋》的平台上活動。

他的身體其實不算好

記得一次，我們一起去見胡啟立，辦公室在二樓，但是沒有電梯。李銳已經九十好幾了，卻是一個人趕來。當李銳和我一起爬到二樓樓梯的拐角處時，他臉色發白，嘴唇發青，氣喘吁吁，差點倒下了。我們趕緊扶着他。但他很鎮定，慢慢靠着牆，從隨身帶的黑提包裏拿出硝酸甘油噴霧劑，往嘴裏噴了幾下，又過了一會，他才說：「沒事了。」我們繼續爬上二樓。那天跟胡啟立談了許多。我們經常因為李銳兒女不陪着他而為他擔心，也經常納悶，為什麼就不能多陪一下老人呢？其實，他的身體沒有他表現出來的那麼好。儘管他快到一百歲時還堅持游泳，還經常在游泳池看見他，他一般遊仰泳。但是他心臟安裝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來，與身體以至生命比起來，為憲政民主奮鬥才是更重要的。

二○一六年，《炎黃春秋》也迎來最後的寒冬。這時，我們這幫「老傢伙」裏，只有李銳、何方和我還健在，還能一起思考，在北京還能走動。這時《炎黃春秋》顧問小組，除了李銳、何方，還有郭道暉、江平兩位法律界頂級人物，和中年骨幹陶斯亮。當時我九十二歲了，深感到精力明顯衰退，想勸回吳思一直無果。為了找到合適的、可以頂上吳思位置的人，心裏非常焦慮，那一段時間因為李銳腿部拉傷，走不了路，我就約何方、宋以敏夫婦經常到李銳家碰頭。

這時，雜誌接班人的人選有陶斯亮、陸德、胡德平、胡德華、李大同、余煥春、楊天石、袁鷹、馬立誠等十多個人，我們把所有想到的可能的人選一個一個談了一遍。最後，胡德華勇敢地站了出來。這時，聽說吳思又答應見面了，我女兒勸吳思回來工作有轉機了，吳思發短信說願意見面談談，而此前一直說沒有時間。

可是，這時候我們三老已經開過幾次會，定好了把雜誌社的班交給胡德華。這時候，我們已經心力交瘁，沒有力量再堅持了。吳思答應的只是見面，如果再猶豫下去，搞不好德華也不來，那麼也許就徹底沒人敢來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對方確實沒有給我們那麼多時間。

二○一六年春，《炎黃春秋》依慣例舉辦迎春茶話會，遭到當局阻撓，李銳、何方和我堅決抗爭。還有江平、郭道暉等等，我說：「茶話會非開不可，我們幾個老傢伙站在前頭，就讓他們抓走吧，這麼冷的天，進去後估計就死在裏頭了，這是最好的結局。」李銳、何方都堅決贊同，會議轉戰幾個會場終於開了，來盯梢的人挺多，他們就坐在會場的邊上監視。

非同尋常的豁達

李銳的晚晚年，跟我來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個月就見一次面，談談政局，說說心裏話。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來我家，其實，他老伴張玉珍跟我說了很多李銳家的苦惱，但是他從不談這些家常事，從這個側面顯示出他的硬骨頭，他默默獨自一人承擔着因家庭不睦帶來的苦痛。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談國家大事、談他過去的經歷，每次都是坦蕩、輕鬆的語氣。他經過那麼多苦難，回顧往事時卻從沒見過他愁眉苦臉。我心目中的李銳，具非同尋常的豁達。

在他的晚晚年，他熱情地鼓勵楊繼繩寫完記錄中國大饑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老多次為他提供資料和指導。楊繼繩多次說，沒有李銳和眾多老同志們的支持鼓勵，沒有李銳的著作為基礎，他不可能完成。　　

何時憲政大開張？

二○一八年三月，李銳因肺部感染住進醫院，腦子清醒的時候，他總是要老伴張玉珍打電話給我：「李老惦記杜老啊，要我問問老杜身體還好嗎？」我在家時也經常接到他夫人的問候電話。當他不發燒了，我們去看他，他在昏睡中聽說我來了，果然睜開雙眼，緊緊握住我的手，我們握了很久很久。張大姐說話，他點頭。

去年中秋節，我還專程到翠微路的華普大超市，給李銳買了盒月餅。後來，醫生為了降低感染風險，不讓外人探望，我們也就沒有機會再去看他了。之後張玉珍經常受李銳之託來我家，談他的情況，但我心裏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還在看報紙，也很是歡喜。我心想，硬骨頭李銳，一定可以熬過這一關的。

一直到二○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突然聽李銳的秘書說，李老不太好了，醫生讓他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見的鵝毛大雪，我們趕到北京醫院八一五病房。只見帶着氧氣面罩的李老臉有些浮腫，他的身軀還是那麼偉岸。我輕輕握着李銳的手腕和脈搏，我能感覺到他的心跳還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動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覺到，在即將永別的時刻，他最想對我說的還是那句他說過不下百次的話：「何時憲政大開張？」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不久將投爐火中，為民作主未寬鬆。

何時憲政施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他就是這樣的人，中國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終點。

李銳老兄在天堂看着我們。

（作者為前《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