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輯
2020-2-29
二〇二〇年三月號
特輯:疫情下冰冷的兩岸三地關係(林泉忠)

誠如做人為友一樣,當對方無預警地遭遇劫難之際,正是考驗雙方彼此關係不可多得的機會,兩個國家或兩個地區之間的關係,亦同樣道理。尤其是當雙方關係處不佳,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如果應對得當,往往可以成為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並得以改善關係的絕佳良機。

疫情前兩岸三地的低氣壓

時下「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的疫情仍在蹂躪着神州大地,也在周邊國家和地區肆虐,甚至擴散到全世界。經過這場劫難,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究竟是走得更近還是更遠,着實值得觀察。弔詭的是,「世仇」的中國與日本,因為安倍政府精準的善意態度及部分民間的熱情捐贈,使眾多中國人罕見地齊聲向日本人說出「謝謝」。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久違的「中日友好」氛圍,一時在中國社會高漲起來。

反觀同文同種的兩岸三地,卻沒有出現如此和諧的景況。疫情至今,無論是台灣海峽兩岸,還是香港與內地之間,關係依然冰冷。一方面是疫前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台灣在疫情爆發之際,順利舉辦了總統大選,繼二○一六年之後,今年一月再次高票選出了北京嗤之以鼻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選後的關係走向,本身並不樂觀;香港則是在疫情出現之前,已經延續了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佔據社會主流民意的泛民主派,與特區政府及北京的關係已跌至冰點,尤其是疫前才剛舉行過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幾乎全軍覆沒,反而是北京視之為「反中亂港」勢力的泛民主派陣營大獲全勝,更進一步加深了北京與香港主流社會之間看不到前景的裂痕。

重點是,無論是香港泛民主派還是台灣的民進黨,雖然一個在野,一個執政,所處的環境及掌握的權力大相異趣,卻也有一個相同之處,即「本土優先」。事實上,二○○八年汶川大地震或更早之前,無論香港是基於「血濃於水」的同胞情,還是台灣基於「人溺己溺」的人道主義關懷,當年踴躍捐輸大陸的景觀,這些年已不復多見。除了大陸當局在處理災情時,基於「維穩」的考量,慣性地打壓質疑災情及揭露弊端的聲音,以及處理善款的「不透明」之外,這些年兩岸關係的倒退與中港關係的惡化,以及台港兩地社會「本土思潮」的高漲,則是主要背景。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並非僅限於大陸,還蔓延至香港、台灣,三地政府在處理疫情上各自疲於奔命,受到世界注目的大陸在防控上的應對,自然會影響台灣與香港民眾的觀感,而台港本身在處理疫情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也自然影響到與大陸的關係。

疫情暴露大陸體制特徵

儘管疫情仍在擴散、蔓延,本文截稿時,確診人數已逼近八萬,死亡人數也已過了兩千,所謂「拐點」說一直延後,疫情何時才能夠真正受控,至今仍不明朗。然而,從初期的武漢、湖北當局「一切等待上面指示」的不作為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到後來習近平一聲令下武漢封城、舉國閉戶的管理模式,這種完全基於黨國體制的「維穩優先」治理特徵,在這場空前的疫情防控過程中表露無遺。

武漢所發生的新型肺炎的已知病例,早在十二月一日就已經出現,但直到三十一日武漢市疾控中心才對外證實「不明原因肺炎」的存在,並開始向公眾通報病例。然而,武漢及湖北省當局仍未因此啟動防控機制。筆者是在一月七日離開武漢,當時當地「一切如常」。在地鐵等公眾場所,戴口罩的人,目測不足十分之一,如此的「淡定」一直延續到一月二十日晚間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後,武漢才「動起來」。

無可否認,其後不僅是武漢市或湖北省,「十四億人口總動員」後在防控疫情進一步大面積擴散所展示某些方面的高效率,包括兩座臨時醫院的迅速建成,確實反映了一呼百應的「舉國體制」無以倫比的高動員能力,也難怪連特朗普乃至「反中共」旗幟鮮明的美國彭斯副總統也對中國後來的應對不得不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

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因為運作機制缺乏透明及監督的「維穩體制」,以及從中衍生出慣性的「只向上交代」、「瞞上欺下」、「報喜不報憂」的官僚文化,導致疫情爆發初期的嚴重失誤。二月七日李文亮醫生的去世所一度引發的輿情一發不可收拾,正折射出舉國民眾對這波導致全國停頓的疫情過程中,所暴露的中國涉及體制的種種弊端,包括言論管控等的強烈不滿。

顯然,這種缺乏民主精神的國家治理模式,並沒有得到世界輿論包括台灣與香港媒體以及網上輿情的青睞,原因包括對疫情爆發初期當局的怠慢所導致的後果,也包括「舉國動員」啟動後大陸輿論文宣的自信對比封城後武漢當地遲遲未能完全收治患者等實情之間的落差。

抗疫不力  林鄭再失民心 

這波疫情蔓延到香港之前,林鄭特區政府正因延續了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風暴」而陷入灰頭土臉的治理危機。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所彰顯的民意,更使林鄭政府的認受性蕩然無存。然而,林鄭卻因北京遲遲未批准請辭,而未能履行失去主流民意支持就辭職的選舉承諾,而繼續「死撐」。

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二○二○年初開始明顯蔓延到香港之後,原本已經焦頭爛額的林鄭政府並無喘息機會,而必須立即面對新的挑戰。危機同時也是轉機,這波疫情,對林鄭政府而言,原本不失為一個「扳回一城」的良機,使其僅存百分之十幾的民望得以回升。然而,事態發展至本文截稿前,輿論似乎並未朝如此的方向前進。

迄今林鄭政府應對此次疫情所遭遇的衝擊,主要呈現在兩個議題上。

其一,「口罩恐慌」。一月下旬開始,香港市面到處出現排隊購買口罩的長龍,甚至有老人家深夜就出來排隊,然而被迫承認一直藏有千萬個口罩以應對醫務需要的特區政府,還是不能靈活地暫時先釋出部分口罩應急。與新加坡政府免費派發口罩,或澳門政府、台灣政府憑身份證或健保卡購買口罩的做法,不能同日而語。

其二,「封關」問題。當疫情衝出國門,並在全世界範圍蔓延後,為了阻止疫情擴大,除了撤僑,包括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加拿大,歐洲的意大利、俄羅斯,以及鄰近的朝鮮、越南、菲律賓、台灣等國及地區,也都紛紛禁止任何在過去十四天內到訪中國大陸的外國人入境,或完全停飛往返中國的航班。

香港毗鄰大陸,基於擔憂內地來港人流可能造成香港疫情失控的局面,民主派議員率先表態要求政府立即「全面封關」,包括民建聯在內的建制派人士也隨後呼應,呈現了「修例風波」以來難得的「黃藍大合唱」畫面。

然而,林鄭政府卻無動於衷,且堂而皇之地表示「封關」可能涉及「歧視」,並拿世衛「指引」來做擋箭牌。重點是,香港的民意沒有站在林鄭政府這邊。一月三十一日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高達八成港人認為政府需要「全面封關」;同時逾七成港人不滿政府是次應付疫情的表現。

至此,林鄭政府在處理包括「封關」在內的疫情議題,在民意的張力下所構成的被動態勢,與其在應對「修例風波」的情形極為相似。如此下來,也就不難想像之後的發展了。

受到二○一九年的「修例風波」以及區議會勝選的刺激,泛民主勢力紛紛在各職業領域成立新公會,以延續「反修例」運動的能量,繼續追求實現「五大訴求」,其中就包括要求「全面封關」以避免醫療資源無法負荷的「醫管局員工陣線」。該工會在與政府對話失敗後,經過會員投票通過,遂於二月三日啟動罷工行動。

陷入進退維谷境地的林鄭政府,儘管最後不得不低頭,然而為了顏面,卻仍繼續仿照處理「撤回修例」的做法,以擠牙膏的方式,最終作出關閉機場、港珠澳大橋及深圳灣以外的所有口岸,尤其是自二月八日起向所有由內地抵港人士發出檢疫令,強制在家居或其他住所隔離的新措施,才使這些醫護人員停止工潮。

抗疫得分  兩岸依然冰冷

既與大陸「維穩」體制南轅北轍,也與缺乏民意背書的香港不同,剛經歷了一月十一日的大選,也再次接受了民意洗禮的台灣,在這場應對「武漢疫情」的表現又如何呢?

既然是民選政府,正如遇到其他天災人禍一樣,突如其來的疫情,如何應對,不僅關乎選民對執政團隊滿意度或支持率的升降,一旦處理步驟亂了套,導致災情疫情失控,甚至可能因此失去政權。二○一一年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與大海嘯,執政的日本民主黨應對失據,治國能力備受質疑,為翌年黯然下台埋下伏筆。

對台灣民眾而言,最記憶猶新的,恐怕是二○○九年發生的「八.八水災」,馬英九政府的應對備受抨擊,直接導致劉兆玄內閣於一個月後總辭下台。二○一八年台灣中南部再度發生水災,蔡英文在嘉義勘查災情時,因搭乘軍方提供的雲豹裝甲車遭到災民怒批不懂民間疾苦,導致民望受創。

有了前車之鑑,小英政府在應對這波疫情上,無論在調節口罩供應、調動醫療機制、杜絕防疫破口等方面都有較快的反應。儘管一些新措施也引發了爭議,但都能很快根據民意調整更正。譬如,就陸配的大陸籍子女是否應納入暫緩大陸籍入境措施的範圍,二月十一日陸委會宣布有條件開放,然而卻引發民眾反彈。翌日,衛福部長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隨即宣布撤回。此外,行政院為應對疫情,編列出共計六百億台幣的紓困特別預算,以支援交通運輸業、內需型產業、農漁業等因此次疫情遭受重創的業者,也算是呼應了民意。

就政府應對防疫的表現,《TVBS》於二月十四日公布的民調顯示,總統蔡英文的滿意度上升至上任以來新高的百分之五十四,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滿意度也達到百分之五十二,為防疫連日不眠不休的陳時中的滿意度更是直上百分之八十二。此外,就民眾對政府處理疫情的整體表現,有百分之七十一受訪者表示滿意,至於對政府防治疫情的能力,民眾有信心比例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三。台灣如此的民意,與香港林鄭政府尷尬的支持率,形成強烈對比。

誠然,蔡英文政府當下亮麗的成績單,自然是基於順應民意而努力的結果。無可否認的是,其中的民意當然也包含台灣主流社會「台灣優先」的意識形態思維。不難想像的是,如此的思維傾向,恐怕難以期待有望改善與大陸已經延續了近四年的冰冷關係。事實上,兩岸的不咬弦,也折射在疫情爆發後處理以包機形式接送武漢台商返台過程中,雙方之間所出現的齟齬場面。

本文所論述的新型冠狀肺炎發生後兩岸三地政府的應對與民意走向,不難發現既與執政當局的處理能力息息相關,也與是否基於民意的治理體制不無關係。林鄭政府因不敢得罪北京,情願違背「本土優先」的民意,而不願「全面封關」。至於以「維穩體制」來治天下的北京,此次也以處理「不聽話的人」的治理模式,來應對「不聽話的病毒」,究竟是否依舊有效?至少這套模式,並沒有得到台灣乃至香港主流社會的肯定與接受。

原本已經冰凍三尺的兩岸三地關係,經此一「疫」,彼此的距離似乎更顯遙遠了。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前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