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通過一系列統戰和打壓手段將共和黨其他元老—如切尼家族和羅姆尼，逐出了決策核心，培植了一批忠於自己的支持者，並且有能力將他們安插到核心行政崗位上。對於世界來說，這很難說是個好消息：從氣候到人權的國際合作將變得艱難，北約的未來不知何去何從。烏克蘭或許會被迫簽下讓他們蒙受巨大損失的和平協定，台海局勢和朝鮮半島將面臨更強的不確定性。伴隨着烏克蘭人民的哀嘆，另一些人將歡欣鼓舞。

對許多選民而言，這屆的兩黨候選人「都不是什麼好鳥」，支持共和黨只是一次對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民主黨趕下了黨內初選的獲勝者拜登、推出了一個木偶，如此直白的老人政治和精英政治將許多中間派選民推向了對立面。我的特朗普支持者朋友就戲謔地稱民主黨特別反感特朗普是因為「愛撒謊的人最怕被騙」。

而除此之外，對大多數社會議題而言，民主黨過去四年都很難稱得上高效。不僅繼續無視二○一六年後已經浮出水面的「被忽視的小鎮藍領」，引得年逾八十三歲的參議員桑德斯怒評：「拋棄工人階級的政黨必將被工人階級拋棄。」其主導推進的身份政治也帶來了反作用。這次少數族裔男性的投票結果大幅右轉說明了階級和經濟政策對於少數群體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不能天然地認為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就主要關注犯罪和移民問題。民主黨天真地認為在競選策略中避免經濟議題的討論，而只憑犯罪和移民政策就能夠贏得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選票。事實證明，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偏見。

社交媒體時代的弄潮兒

特朗普之所以能駕馭民意，正說明當下美國僵化的兩黨政治早已脫離普羅大眾。觀察者們常常忽視的事實是，特朗普這樣一個「破壞者」，恰恰是專注於黨爭和選舉的黨派機器的產物。儘管他說一套做一套，但他在社交媒體上用通俗的語言說出了美國社會一直被忽視的「粗鄙的希望」：美國利益至上、驅趕非法移民、經濟重於環境、抽離國際爭端。相比於又一位政治精英的代言人，選民們欣賞這個被當權派打壓的挑戰者、大難不死的幸運兒、精於算計的商人。正是因此，在中英文世界裏都不乏對特朗普的浪漫化想像，常有人將其稱為美國藍領工人的代表。更有甚者，把特朗普視為在身份政治的衝擊下堅守猶太—基督傳統和古典保守主義的衛道者。

但特朗普勝利的原因卻遠遠不止是他成功的宣傳策略。「為什麼特朗普又贏了」是一個所有民主制度觀察者都應該思考的問題。二○二○年敗選後，我們似乎認為特朗普與他代表的民粹和反智的政治已經遠離我們而去。如今他們回來了，以秋風掃落葉的勢頭贏得了這次大選，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往特朗普的許多反對者們卻在這次大選期間紛紛噤聲：一部分人已經被特朗普的宣傳策略同化，另一部分則被「滅口」。

成立於二○一九年的史丹福互聯網觀察站（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就是一個案例。此觀察站長期研究關於選舉的錯誤或虛假信息，在二○二○年大選和衝擊國會山事件時連續發布了多份研究報告，認為主要由極右派共和黨傳播的錯誤或虛假信息嚴重誤導了許多選民，導致了二○二一年一月的衝擊國會山事件，此觀察站自此名重一時。

然而，史丹福互聯網觀察站竟在今年大選前夕完全噤聲了：自二○二三年六月起，共和黨勢力指責觀察站的研究是「極左組織對於信息的監控和審查」，用一系列手段嘗試叫停此類研究項目，例如將史丹福大學和SIO的負責人告上法庭，向學生和研究員發出聽證傳票，鼓動對研究人員的網絡暴力和日常騷擾。最終，觀察站的創始人和首席研究員在今年六月離職，這項研究在今年大選前徹底中斷。

美國民主的衰敗

事實上，不論特朗普是否是民主制度的破壞者，他的兩次當選無疑預示着美國選舉文化底線的新低：數百年以來的政治學者普遍認為民主制度的根基是一套高於黨爭的選舉制度（electoral institutions）、參政議政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以及對政治議題知情的選民群體（informed citizenry），若是將這些標準投射到如今的美國，哪怕是對比二十年前的美國政壇，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悲觀。

在台前，特朗普和萬斯傳播虛假信息的選舉策略被證明有效；在幕後，特朗普和他的團隊以低姿態拉攏科技大佬向搖擺州持續施加影響，用法律和政治手腕鎮壓反對的聲音，也收獲了其預期的效果。如果說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出乎許多人的意料，那麼他再次當選則發出了擲地有聲的宣言：他在美國政壇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而且成功了兩次。

政治是一個自己和對手互相學習、共同演進的過程。共和黨會積累以往的勝選經驗，民主黨也會向成功者吸取教訓。我們需要警惕的不是唐納德．特朗普，而是以後的黨爭中「人人都像特朗普」。特朗普不是希特勒，當今的美國也不是威瑪共和國，我不認為特朗普或任何一個領導人能夠憑一己之力帶來制度的顛覆。除了「三權分立」的制衡作用，美國政治的韌性還來源於四個製度性設計：各州的高度自主權；獨立於政治風波的聯邦法院體系；忠於憲法的行政和軍事體系；兩黨政治和任期限制帶來「周期性糾錯」的可能性。在未來四年裏，如果特朗普希望加強自己的權力，那麼他在「一黨執政」加持之下或許能夠安插一些志同道合的行政人員和法官，塑造出更多如「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庭」的保守派法庭，替換掉軍隊中的一些文職高級官員和高級領導人，使得軍隊和法院文化更多地暴露在政治風波之下。讓馬斯克參與跟普京的電話會議並管理新開設的「政府效率部」很可能是糟糕的政治實踐，但這些行為的長期危害仍然取決於其是否會演變成慣例。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衰敗」比「民主的傾覆」更加值得注意。在特朗普四年的時間裏，這樣的影響不一定顯著，兩黨在未來依然存在「周期性糾偏」的可能。但若是連續出現兩三個這樣的總統，在兩黨未來的共同努力下，行政官僚、軍事、法律這些政治決策的執行體系將可能失去原本「緩衝帶」的作用，開放社會和民主制度將更加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

（作者為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中國分析中心研究員、史丹福大學國際政策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