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選前最後一天的民調顯示，特朗普在北卡羅萊納、喬治亞均有少量優勢，賓夕法尼亞是在伯仲之間，預測模型也顯示特朗普的勝選路徑較多的情況下，特朗普勝出這次大選其實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當威斯康辛的票差為三萬票（百分之零點八），密歇根票差為八萬票（百分之一點四），賓夕法尼亞為十四萬票（百分之一點九），這三十萬票（佔兩人的普選票分別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三點五）足以決定兩人的命運—假如賀錦麗保持「藍牆」三州，其他搖擺州的勝負根本不會影響結果，因此特朗普大勝之說亦不過是因為美國大部分州的選舉人票屬勝者囊括制（winner-takes-all），差距被選舉制度放大的結果。

民主黨支持盤令人擔憂

雖然民主黨的選舉失利有跡可尋，例如賀錦麗未能有效與拜登政府切割同時建立自身在經濟及移民問題的形象，令這場仍是以「It's the Economy, Stupid」為主軸的選戰在起步點時已落於下風，但連續失去七個搖擺州份（特別是「藍牆」三州）的支持對民主黨而言仍是一個重大打擊。事實上，根據《金融時報》聯同民調機構Catalist及Edison Research的初步出口民調結果顯示，在以不同年齡群、教育群及種族群分類的受訪者中，只有兩個群組的支持度比二○二○年更傾向支持民主黨。第一個群組是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這其實不難理解，畢竟特朗普在家庭保守主義形象、性罪行官非纏身以及墮胎權政策取向均不利於爭取這些傳統民主黨支持者回心轉意，也正如上月的文章指出，教育程度及性別是現時以社經背景分析投票取向比較準確的因素。

第二個群組卻令人有些感到意外，本以為民主黨的政策取向更有效爭取年輕人支持，但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受訪者中，共和黨得到的支持比四年前增加約百分之十五，而在眾多受訪年齡層中，唯獨只有六十五歲以上的受訪者較多轉向支持民主黨—而這本來是共和黨的傳統支持年齡層。然而，當我們結合一些高調轉為替賀錦麗站台及表態票投賀錦麗的共和黨人，例如前副總統切尼及其女兒麗茲，加州前州長兼著名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他們大多數是資深的共和黨人，認為特朗普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政策、其個人的政治品德，以及在二○二一年國會山莊之亂不可分割的角色，是對美國憲政的最大衝擊，因此在「國家先於政黨」的前提下表態支持賀錦麗。借用相對年輕但表態支持賀錦麗的前眾議員金辛格（Adam Kinzinger）所發的聲明︰「作為光榮的保守派，我從未想過會支持民主黨人當總統。」足證賀錦麗可以「策反」的，只剩下那些有原則（或固執？）的共和黨（老）人而已，這對於一場競爭激烈的選戰而言自然並不足夠。

事實上，正如筆者選後於《明報》撰文時指出，特朗普的議題式選戰成功蠶食賀錦麗的主要票源層，例如以「兄弟票」的方式推動拉丁裔男性選民支持，結果是賀錦麗在拉丁裔男性的支持度跌至少於一半，而拉丁裔女性與男性的支持度相差達百分之十六也是眾多族群中最大分野；上月的文章也直言，特朗普的經濟願景是打破共和黨一直以來欠缺有色人種支持的關鍵，以關鍵州份賓夕法尼亞州為例，特朗普的拉丁裔支持者由二○二○年百分之二十七，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二，此消彼長算是特朗普能順利拿下賓夕法尼亞州的原因之一。至於特朗普的家庭保守主義政策，對於穆斯林而言可能比賀錦麗背後所代表的多元家庭主義更貼近其宗教立場，加上賀錦麗模稜兩可的中東外交政策，最終令不少支持民主黨的阿拉伯裔選民轉投獨立候選人，或是放棄投票，甚至相信特朗普的「出奇不意」外交政策可終結以哈戰爭所以票投特朗普，也可能是賀錦麗失去密歇根州的原因之一。當原來的民主黨基本盤─年輕進步選民認為賀錦麗在以哈問題不夠支持巴勒斯坦、中層藍領選民認為賀錦麗（以及拜登）的經濟政策過去四年沒有為其帶來更好的生活、有色人種因為移民問題及經濟問題轉向更保守的移民政策，加上賀錦麗僅有百多日的時間建立人設，特朗普在最後階段善用網絡博客與選民直接對話，令賀錦麗及整個民主黨的勝算慢慢流失，最終完全失去制衡共和黨及特朗普的權力。

特式美國企業2.0上線？

選舉結束已有多個星期，特朗普公布一些內閣要員的任命，執筆之時已公布的任命多是特朗普本身核心管治團隊如白宮正副幕僚長、新建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邊境沙皇」、司法部長，以及一些國防外交的內閣要員如國務卿、國防部長、中情局主任、駐聯合國代表、駐以色列大使、中東和平特使等，而一些對中港關係較重要的職務如駐華大使及貿易專員則仍未公布。然而，單從這些職務的人選，也可以看到美國今後四年甚至更長的政治格局會是怎樣。

第一個也許也是對共和黨及民主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特式右翼主義將在未來四年進一步制度化。事實上，單從特朗普從挑選其競選副手萬斯開始，特朗普就由以往要依賴特朗普家族成員及傳統老共和黨人的第一任期，開始委任一些對自己政治立場絕對忠誠，而昔日在共和黨核心外圍的人擔任重要職務。《時代》雜誌曾以「重塑萬斯」為題，剖析萬斯政治生涯的轉變，特別是如何由一名反對特朗普政策的共和黨人轉為支持特朗普挑戰傳統政治菁英階層的信徒，因而受特朗普的青睞，成為代表反傳統菁英、社會政策保守、經濟政策民粹的「國家保守主義」的另一道面孔。而國防部長提名人海格塞斯（Pete Hegseth）的軍事甚至政治閱歷算是近年歷任最為薄弱、司法部長提名人蓋茲（Matt Gaetz）是極為爭議的人物（包括其性罪行指控）、國家情報總監提名人加巴德（Tulsi Gabbard）一方面是離棄民主黨加入特朗普團隊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她亦是少數被烏克蘭國安部門列入不受歡迎名單，認為她的俄烏戰爭立場是為俄羅斯宣傳。假如放到二○一六年特朗普首任的執政時空，很難想像這些政客可加入執政團隊，但二○二四年特朗普以double-down的形式引入萬斯並以表面上絕對壓倒性的形勢贏得總統大選，特朗普自然有更大的政治能量任命一些可以延續其政治立場的人物執政，畢竟在正常憲政情況下特朗普會在四年後退下來。

在借用贏來的政治能量引入忠誠團隊的同時，另一個明顯的轉變是特朗普希望將傳統美國政治進一步企業化，開創其「特式美國企業」2.0（American Inc. 2.0 with Trump characteristics）的管治年代。這樣指的不只是他在外交政策及貿易政策喜歡以商業談判的方式處理，暗示每一個美國政策都有其「代價」需要使用者支付；更重要是引入企業式管治大幅改革聯邦政策體制及觀感，而當中最重要的旗手自然是由世界首富馬斯克及生物科技企業Roivant Sciences創辦人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所負責的政府效率部，以及在這場選戰操盤手之一、候任白宮幕僚長懷爾斯（Susie Wiles）。前兩人所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幾何斷定會為聯邦政府體制帶來根本性破壞—馬斯克表明他希望聯邦政府機構由現時四百多個大幅削減至不足一百個，而懷爾斯的專長卻是「從混亂中創造秩序」，以及如何「扭轉局面及觀感」，正好與馬斯克帶來破壞性相輔相成。而特朗普團隊內有多名公關能手（包括國防部長原是霍士新聞的節目主持人），也表明「特式美國企業」2.0的重點在於議題傳訊，如何令民眾相信「特式美國企業」2.0是美國未來的出路。畢竟「拜登—賀錦麗」政府最大的敗筆，在於未能將冷冰冰的經濟數字實效轉化為一篇篇動人的故事及篇章，在「關注型經濟」的年代感受比實務更為重要，相信中外不少政治官員也會感同身受。

（作者為Orientis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