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政變的影響

敘利亞在中東輸往歐洲的管道中擔當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位於中東心臟，是連接亞、歐、非的交通要道，成為中東天然氣和石油輸往歐洲的重要通道。俄羅斯控制了敘利亞這個關鍵節點，就能讓歐洲不得不與俄羅斯修建「北溪」管道，從俄購買石油和天然氣。

此外，敘利亞還擁有地中海東岸一段海岸線，其港口是中東貨物進出歐洲和非洲的重要門戶，同時在海上軍事戰略方面也意義重大。這種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得敘利亞成為各國爭奪的戰略要地。俄烏戰爭爆發後，由於遭到西方嚴厲制裁，俄羅斯非常依賴非洲礦產提供的外匯收入。俄羅斯若失去對敘利亞港口的控制權，其在非洲的駐軍必然也會面臨物資短缺問題。凡此種種，不難看出，失去敘利亞對俄羅斯和普京打擊甚大。

奪得敘利亞政權的沙姆解放組織領袖沙拉，近日有傳拋出了一個極具震撼力的構想：修建一條橫跨多國、直通歐盟的油氣管線，以此促成該地區的穩定與繁榮。沙拉提出，這條油氣管線應從沙特出發，途經伊拉克、約旦，穿越敘利亞，最終通過海路或土耳其向歐盟輸送原油和天然氣。如屬實，無疑對俄羅斯和伊朗構成沉重的打擊。俄羅斯和伊朗都是能源大國，一旦油氣管線建成，歐盟等西方國家將擁有更多樣化的能源供應渠道，從而減少對伊朗和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與此同時，歐盟、土耳其、海灣國家都將因此獲益。

至於美國，從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八日，沙姆解放組織僅用了十二天時間，就讓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垮台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十二月十四日表示，美國政府與沙姆解放組織保持着「直接接觸」。不過，美國政府對沙姆解放組織的態度在逐漸變化，正根據實際情況和利益考量進行重新評估。

中美俄之間的暗戰

中國在中東的角色很微妙，目前僅是處於深入觀察、引而不發的狀態。

二○二三年三月，中國主導了沙特和伊朗恢復外交關係，三方在北京發表了聯合聲明；二○二四年七月，中國還把哈馬斯和法塔赫的頭目邀請到北京會談，當時頗為引人注目。

另外，中國在敘利亞和中東還有大量的投資。如果敘利亞內亂不斷，如果沙姆解放組織與美歐特別貼近，對中國的傷害也就可想而知。

中東，不僅是美國與俄羅斯和伊朗的角鬥場，也存在着美國與中國的角鬥，因為中國近年對中東的投入，早已令美國忌憚。好鬥的特朗普上台後，圍繞其身邊的各路鷹派人物，肯定不會放過任何與中國交手較量的機會，敏感的中東自然也會成為熱點選項。

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中美蘇之間玩過「三國演義」，中國在中蘇的惡鬥中佔到了不少便宜。現在，蘇聯早已垮台，中國已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中美俄再玩「三國演義」，假如美俄聯手，把中國夾在中間，中國難免不被他們背地算計。

所以，無論從外交還是政治的角度去看，在中美俄三國之間的暗戰中，中國不僅要玩好「耍太極」，還要在地緣、策略、靈活、韜略等方面有智慧地應付，修煉好內功和外功。

拉動經濟「三駕馬車」出問題

二○二五年的中國經濟也面臨各種考驗。前不久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指出：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中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

事實上，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都出現了問題。消費方面，當下倒閉潮與失業潮並行，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就業，負債的人數和家庭日益增多，百姓消費能力萎縮降級。投資領域方面，以往的大基建投資已不可持續，轉向高科技領域的芯片和AI，尋找具有高投資價值與潛力的增長點尚需要時間。從二○二三年開始，外商投資急劇減少，今年一至九月，全國吸收外資同比下降了三十點四個百分點。外貿方面，國際形勢複雜，西方追隨美國「脫鉤斷鏈」的趨勢加劇，特朗普揚言要提高中國進口商品關稅，使外貿出口面臨很大壓力。

這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焦點是：要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時隔十四年後再次強調「適度寬鬆」，財政政策方面則把「積極」改為「更加積極」。這說明，二○二五年會有更大力度的降準降息，財政赤字率和國債規模也可能會超出人們的預期。

中國的嚴峻形勢，上上下下都看得很清楚。為了尋找對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十條措施，涉及提振消費、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化解風險、城鄉融合、區域戰略、降碳減污、改善民生、避免返貧。提到問題的同時亦強調積極因素：必須看到，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

問題的癥結有目共睹，為此會議特別強調：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係，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

胡德平：應保護民營經濟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之前，胡耀邦長子、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圖)十二月七日在「財經中國二○二四年會」上表示：「目前民營經濟的困難不在於內生動力，不在於是否促進，困難是營商環境的問題。」胡德平認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符合了投入少、產出多的經濟原則，並全面承擔起民事責任，法律和政府所要保護的正是這樣一種經濟運行規則，就是投入少，但是產出多。胡德平一再強調，應該很好地保護民營經濟，他還呼籲制定一部「民有經濟保護法」。

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先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二○二五年經濟工作。釋放了「以非常手段應對非常形勢」的信號。首次提出「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強調「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要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標誌性改革舉措落地見效」，「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要有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以上的十二月七日、九日、十一日的信息，值得連貫起來看。

總之，二○二五年很可能是在困難中開年，畢竟在政治和外交層面，二○二五年無疑是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年份，動盪與穩定的掰腕子難以避免。二○二五年也是中國「十四五」收官之年，亦是邁向二○三五年十年規劃的第一年。在全球化退潮和特朗普2.0中，中國必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美國打壓中國科技和相關企業，中方隨即反制，管控稀土和鎵鍺銦銻石墨的出口限制。在於美國的你來我往中，需要剛硬的一面，也需要柔軟的一面。

避免國內通縮、國外脫鈎，要說到做到，讓政策真正落地實施，讓民企和百姓真正恢復信心是當務之急。

在國內抓經濟改善民生的同時，也有必要着力修復與西方的關係，這應是中國二○二五年的重中之重。中國沒有捲入戰爭，能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經濟是很大的幸運。相信二○二五年的中國，也會是個沒有戰爭的和平之年，因為只有和平才能謀得經濟發展和國家穩定。台灣問題需要慎之又慎處理好，以免出現蝴蝶效應。

俄羅斯就是個前車之鑑，如果普京有先見之明，能夠預見與烏克蘭開戰後遭遇的一系列困境，想必他二○二二年二月不會搞什麼「特別軍事行動」。

在和平中謀求發展，在和而不同中謀求對外關係，這應該是中國二○二五年的「主旋律」。

（作者為本刊特約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