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過去幾年變化，香港在二○二五年仍是那句老話：危機與機遇同在。關鍵是能否妥善地乘風破浪，興利除弊？

駐美三個經貿辦事處的命運

先簡略看看外部環境。特朗普將再任美國總統，未來的中美關係自然是重要因素，但這不是香港能解決的。對香港而言，重點是目前駐美的三個經貿辦事處的命運，雖然這問題在拜登任內暫告一段落，但是否已逢凶化吉？不知道。特朗普已打「開口牌」，再拿這三個辦事處做文章，所以一切要看中美怎樣博弈，以及美國怎樣看待香港的作用。美國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把香港視為與中國角力的棋子，未必完全割斷與香港的關係。

不過，值得注意另一個動向，就是英國上月獲准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有權決定是否讓中國大陸和台灣加入。英國的對華政策與美國略有不同，而且英國曾管治香港，對香港仍聲稱有「道義責任」；基於英國目前經濟不景，脫歐後毫無起色，新上台的工黨政府正努力改善對華關係，也許在香港的對外經貿問題上有點幫助。這一點從英國政府閣員近期頻頻訪華可以看到。

所以，重點還是看香港的變化能否與時俱進，尤其是結構性問題。且看以下數字：香港長期以四大產業（金融、貿易和工商業、航運與物流、旅遊）為支柱，其中工商界更側重於房地產。此外，由二○○九年起，港府提出六個大力發展的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醫療、環保、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有些是呼應內地提出香港要有「八大中心」功能）。但十年後的今天，情況似乎沒有太大轉變；二○二三年四大支柱產業佔香港GDP仍高達百分之五十七，而六大發展產業的合計GDP仍在百分之十左右，職位則佔總就業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換言之，對GDP貢獻和人均產值也不高。

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明顯下滑，賣地收入大減。在過去兩個財政年度，賣地收入只是預期的百分之五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三；本財政年度截至二○二四年十月，地價收入僅三十七億元，只是預期的百分之十一，直接影響的財政儲備，已由超過一萬億元的高位下跌到六千億左右的水平。整體經濟低迷，各行業都受影響。過去，結業潮多數在春節後才出現，但去年結業潮則貫穿全年，先後在不同行業發生。以旅遊業為例，雖然內地不斷供應旅客，但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會員旅行社由二○一九年的一千七百六十家減至二○二四年大約一千四百家；同期，經營成本較輕的旅行代理商會員也由一千七百四十六家減至大約一千六百家。至於有會員增長的旅行社，由二○一九年的七十五家減至二○二四年的十家；而有會員終止會籍的旅行社，則由二○一九年的九十六家增至二○二四年的一百四十一家。業界努力應對，但旅遊生態也不是能瞬間可以改變的問題。再看政府的經常開支（例如薪酬、部門開支等），二○一四／一五年度是三千零五十億元，二○二四／二五年度增至大約五千八百零二億；同期，非經營開支（例如基本工程）由七百九十八億增至大約一千六百三十億。此外，二○二○／二一年度疫情期間，非經常開支驟增，也是難料的部分。

問責官員有否與市民共渡時艱？

不過，令外界關注的是，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金在過去十年增加二十六個百分點；按二○二四年計算，問責官員薪酬總開支達一億五千七百萬元，而這個財政年度的財政赤字肯定超過一千億（上一財政年度已達一千零二億）。這與《基本法》要求的「量入為出」理財原則不符，更令人感到高官沒有與市民「共渡時艱」。他們說按機制、與其他薪酬調查比較，以及工作掛鈎，加薪是合理的。但他們沒有與民意、民間評價，以及民調的評分掛鈎，這又令人感到遺憾。

外界關注，餘此類推，行政會議、立法會，以至公營機構的薪酬會否同樣水漲船高，循環互動？再看同期的另一組數字：二○一五年至二○二四年全港雇員月薪中位數只由一萬五千五百元增至二萬元，與三十多萬元的局長級月薪根本無法比擬。最近，建制內還傳出公務員凍薪，長者「兩元乘車優惠」日後劃線停用的建議。這又令人產生「肥上瘦下」的怨氣，擔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所以，官方一直不重視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只由學者計算。

把上述問題與中央要求的「由治及興」比較，未來變得更迷惘。這些都是香港內部的管治問題，不涉及外國因素。市民更關注的是，特首李家超十二月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表示，財政赤字「需要三至五年」處理，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在下一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中表示，「有決心審慎理財」，「在一段時間內」達收支平衡。那麼，「一段時間內」是指多長時間？怎樣解決財赤？

如果港府要趕快完成收支平衡的目標，會否增加稅項、收費（例如醫療），以至各類罰款？會否從港府掌握的公共事業收費入手？「可加可減機制」實際只是「有加無減機制」。或者，官方會否減少其他社會服務或責任，藉以節流？總之，這些都是市民的憂慮。政府近期不斷派定心丸，表示日後的政策不會影響民生，但具體措施一天未公布，市民仍不放心，也是人之常情。

李家超北京之行的觀察

習近平上月接見李家超時，除了經濟問題外，還談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通過後的穩定要求，並敦促李家超要團結和帶領各界努力。從民間角度看，香港無論政治和治安都十分穩定，內外「不穩定因素」已無法產生作用，官方大可放心。

雖然政府「樂意從善如流」，「不推動智能投票箱的應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建制圈中還傳聞有人繼續觀察和研究：如果在連續幾次選舉中也沒有投票的選民，是否代表他們不重視或不需要這種權利？是否要想一些「鼓勵」的方法，例如在若干次選舉中沒有投票的選民，其選民資格會否受影響？果真如此，到底是鼓勵還是懲罰呢？幸好，至今這只是傳聞，無人證實，但願不會引起新的爭論。

至於團結和帶領各界，即包括問責團隊和公務員、商界和各專業，以及一般市民。最近，前局長楊潤雄和林世雄被免職，官場議論紛紛：到底是誰的主意？「雙雄」已經完全按上級的要求辦事，即使民望低也在所不辭，但為什麼還會出事？如果說他們努力而沒有成績，應負執行不力的責任，但決策者是否也有責任？此乃圈中另一個討論焦點。

政府中人認為，換馬可以釋出「必須改革」的訊號，光是努力不行。此說可以成立，但問題是，即使換馬，能否推動官場改革，提高官員士氣，加倍努力「由治及興」？如果只把換馬視為「改革訊號」而不看實效，那麼一段時間後，問題依然會出現。再從實際反應來看，似乎市民感到換與不換也分別不大，關注程度也不高。相信李家超還要加強監督，過一段時間才能觀察到換馬的效果。

至於在政治圈中，更多人關心另外兩個現象。其一，李家超前往北京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陪同與部級官員見面。印象中曾有局長在特首述職期間到北京陪同會晤見內地官員，但司長則十分罕有。官方放風說，這是工作需要，毋須過分猜測。但猜想始終停不了，而且各有答案，因為以下第二個現象。

澳門前特首賀一誠任內也是盡忠職守，但不能像前兩位特首何厚鏵和崔世安那樣做滿兩屆十年，就任五年就要交棒給新特首岑浩輝。岑浩輝非澳門出生，但在澳門工作已三十多年，熟悉澳門情況。可是，他獲選為澳門特首後又引起「南下幹部」比「南方幹部」更得中央信任的傳言，因為前者更能掌握中央的意圖。岑浩輝年輕時，由中央安排到葡萄牙學習葡語和葡文法律，被外界稱為留在澳門的「十三太保」之一。那麼，這種模式會否在香港出現？一切沒有答案，但已成為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

至於團結工商界的問題，自從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公開表示工商界要有「實質行動」之後，各主要財團和工商界組織只簽了意向書，其中大約百分之七十又是內地企業。據聞，李家超到北京後，中央要求看見工商界「更早作出貢獻」。看來，以香港和內地市場為主的工商界「作些貢獻」已是早晚的事。過去工商界左右官方政策，未來則要看官方使用的牽引力度如何？會否超出工商界的意願和能力？這也是國際觀察的角度。所以，「平衡」二字將是二○二五年以至數年後的關鍵詞，官、商、民，以至香港與內地之間，都要在平衡中周旋和發展。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