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輯
2025-1-27
二〇二五年二月號
從一封信談起——張愛玲的文學「客串」和「出軌」(許子東)

做文學評論最基本上有三種方法:一種是從理論(通常是西方理論)出發,分析文學現象,比如「張愛玲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等等。第二種直接讀作品,假定作家不存在,研究這個作品的語言跟整個漢語的發展關係。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知人論事,依據第一手的材料,考察作家到底在想什麼?他跟什麼人有來往?在此我特別推薦宋以朗先生編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該書一共兩集,是研究張愛玲非常重要的資料。宋先生提及過一句話,說張愛玲和他的父母,幾十年來一直在寫信,通信四十年講什麼呢?比如張愛玲說我在哪裏看到一塊旗袍的料子怎麼怎麼好,好像在香港沒看到過;而宋淇太太就回:哎呀,這個其實上次我們有看到過!等等……張愛玲剛到美國時沒有親人,宋淇夫婦就是她的親人。就通信這個問題來講,可能一段時間能夠做到,但後來張愛玲與賴雅結婚了,她也有了自己的寫作事業,她與宋淇夫婦的友情仍然可以保持下去,就很難得。我覺得重要的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友情,我想講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處在一個書信消亡的時代。我們在座的這一代,再加上我們的下一代,早已經不寫信了!所以這個四十年通信不斷,真的是一個經典,不管這是誰寫的,都可以成為一個經典。

美國編輯的退稿信

具體的例子不如就給大家選讀一封信吧!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張愛玲給夏志清寫的一封信,在信的中間有提到美國的編輯給她退稿的事。退稿信是這樣寫的,張愛玲用了一個引號「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過去的中國是這樣,豈不連共產黨都成了救星?」大家聽明白了,在這封信裏,張愛玲轉達了美國編輯給她退稿的理由。就這麼一封信,就這麼一句話,已經讓我們知道了三件事情:第一,張愛玲原本雄心勃勃想打開英文出版市場,她那時候非常羨慕林語堂,但她受到了挫折,她的書一直都沒有成功打開英文市場。原因是什麼呢?這裏提到她寫的舊中國太黑暗了,這就反襯出共產黨還是好的,言下之意這個編輯在批評張愛玲,你沒有反共,或者反共不夠,你在幫共產黨說話。一直以來,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這是第一。

第二,由此可見美國的文學也有政治標準,遵循「講話」的邏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而且這個政治標準是以讀者市場結合的。她後面還講了一些話:「假如你這樣的小說(指的是《金鎖記》)在美國出版的話,這會讓讀者搞不清楚。」

第三,這位美國編輯的退稿信是一九五七年,張愛玲給夏志清寫的信是一九六四年,這中間非常關鍵的事情是這七年來,她不斷在用英文寫作投稿,在賴雅的幫助下到處投稿,如《粉淚》之類的寫了很多,你說這些美國編輯的意見對張愛玲有影響嗎?那肯定有!但是作為研究張愛玲的人,通過這兩個時間差我們就知道,張愛玲並沒有順從編輯的意見,在香港時她還寫過《赤地之戀》,可是到了美國,跟賴雅結婚並且接到這樣的信以後,後來的張愛玲就重新寫她自己的故事了:你說什麼我不管,我就堅持寫自己的。僅僅從這麼一封信裏的幾句話,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看法,就是張愛玲在香港寫的《秧歌》、《赤地之戀》,雖然這兩部作品的藝術含量差別很大,但是王德威的概括叫「客串」「反共文學」,因為「反共文學」當時是比較時髦的一個概念,是可以拿到資助的。我在書裏的說法是叫「出軌」,因為張愛玲一生的創作有她自己的軌道,剛到香港這一段時間,她等於是離開了她慣常的軌道。但是這麼簡單這麼樸素的一封信就告訴我們,她結束了「客串」和「出軌」的階段,所以後半生,整個張愛玲的晚期創作,完全回到了早期寫《傳奇》這些小說時候的材料,寫得更加細。很多研究者研究時說,張愛玲晚期怎麼一直寫自己的故事?有一個原因是她後來研究《紅樓夢》,她越來越相信寫自己的很小的事情,在藝術當中,是可以跟國家大事一樣重要,這是她從《紅樓夢》那裏拿來的自信。第二我覺得這封信裏提到的線索非常重要,從那個時候起,張愛玲就在跟美國的出版需求抗爭,甚至是拒絕。這就是我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她給夏志清寫的一封信裏提到的一句話,我們怎麼將它用來詮釋一個作家創作過程的變化和對她作品的解讀。順便提一下《秧歌》和《赤地之戀》目前在中國內地學界並不能提。我在任職的大學裏曾被校方詢問這幾年做了什麼學術研究?我就把我寫關於張愛玲的書給他們看,校方就跟我說:皇冠出版社?Not count(不作數),It's not academic(這不是學術性的)!我想糟糕,我寫得這麼認真,他說不是學術。於是我就問那個校領導:which one?哪一種是academic(學術性)的?學校領導說:Like Peking U(北京大學)!

我說好吧,這本書就給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他們就出版了,銷路也不錯。只是在北大出的時候,《秧歌》和《赤地之戀》就被抽掉了。為此我還特地請教了陳子善教授,我說:子善,什麼文件規定了,這兩部不能出?他說其實也沒有規定,但大家都覺得這個事情是個麻煩,我說好吧好吧,那就抽掉吧!這就把張愛玲的這兩部作品,也就是她「出軌」時期的作品給拿掉了,所以張愛玲就變成了從頭到尾寫上海小資產階級的這麼一個作家,其實她中間也寫過中國革命、中國土壤。

我講這個例子就是想說明,一些非常樸素的第一手材料,對於研究者都是一個巨大幫助,而研究者是可以不斷出現的,史料只有這些,這就是它最珍貴的地方。

(演講者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張愛玲研究者。整理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