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輯
2025-1-27
二〇二五年二月號
晚期張愛玲的三重危機(朱大可)

細讀周勵女士關於胡適先生和夏志清教授的回憶,對徐復觀與李濟在胡適之死的悲劇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張愛玲乖戾薄涼性格的細節,頗感震驚。這些個人敘述,於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有補偏救弊的重要意義。

以我的陋見,張愛玲的寫作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期,而這五個時期中的三個,均跟香港有關。在第一時期,她接受港大薰陶之後,於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在上海出版小說《沉香屑》等女性文學作品,就此名揚文壇;在第二時期,她在上海推出紅色主題小說《十八春》和《小艾》,那是她黑色旗袍上唯二的兩朵紅花;在第三時期,她一九五二年再赴香港,以英語寫就《秧歌》和《赤地之戀》;在第四時期,她熱衷於電影劇本創作,但除了稿酬,那些腳本對她的文學書寫並無裨益;在第五時期,她三臨香港後返回美國,逐漸轉入能量衰退,她的英文投稿被不斷退回,而此間除了《小團圓》,其他作品都善乏可陳。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恰恰是張愛玲的第五時期。她跟夏志清之間各種關聯,主要發生於這個時期。在這一階段,夏志清作為文學批評家走向了成熟,並發現張愛玲第一時期作品的卓越價值,但這種認知卻誕生在張愛玲的四、五時期之交,也就是她開始走向衰退的年頭,遠遠晚於她的黃金年代,由此導致了某種顯著的時間性錯位。不僅如此,過去時態的張愛玲作品,跟現在時態的張愛玲人格,兩者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失調。這種罕見的雙重錯位,給批評家和張粉們帶來了深切的困擾。

但周勵文章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止於張愛玲的才能衰退,因為這是每個作家都必須面對的困境,例如魯迅在北京、廣州和上海的三個不同時期,就曾出現文學原創力的強烈反差,因而僅此一點,並不足以引發世人的驚愕。問題的焦點恰恰在於張愛玲的人格狀態。周勵的文章,從道德角度入手,批評她是極端自戀自私和薄情寡義的女人,敵視整個世界,尤其敵視幫助自己的友人,不僅對恩人夏志清毫無情誼可言,而且直接導致恩師陳世驤的猝死。這方面的細節零亂而真切,幾乎充斥着整個第五時期。這是一種措辭嚴厲的批評,而且由於夏志清的諸多注解,似乎成了難以辯駁的事實。對於張愛玲早期作品的喜愛者而言,這種真相無疑是令人窒息的,它摧毀了文學社會精心營造的時尚偶像。

對張愛玲的精神解讀

然而,除了世人常用的道德指標,我們還可以增添另一種解讀工具,那就是臨床精神分析。在張愛玲道德失調的背後,是否存在着偏執型精神障礙的疾病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她對跳蚤和螞蟻的妄想,正是偏執型精神障礙的典型症狀,此外我們還能發現那些自戀(自卑)、孤僻、逃避、受迫害妄想甚至精神分裂等多種亞症候。只要對照《默沙東診療手冊》(Merck Manual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提供的症狀描述,人們就不難發現,她正是一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

無端的蟲子迫害妄想,不僅導致她的精神逃亡,也觸發她的物理逃亡:反覆變更自己的居所,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她以柔弱的肉身,拖着病入膏肓的靈魂,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裏狂奔。她去世時居住的洛杉磯羅切斯特街一○九一一號公寓二○六室,位於二樓長長的走廊盡頭,距離電梯口最遠,卻緊挨消防樓梯。顯然,她找到了一個最安全的位置,並為下一次逃亡做好了準備。不幸的是,這一回她竟以失敗告終。

年僅十八歲的張愛玲,曾在其散文〈天才夢〉中寫過一段名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此語被張粉廣泛引用,卻無人揭示其中的深層語義。作為她本人的生命讖言,這與其說在喻指自己的存在現狀,不如說精準地預言了蟲子妄想症和作繭自縛的社交恐懼。在她眼裏,夏志清和陳世驤也許只是「人形蟲子」而已。這是張愛玲本人的悲哀,抑或也是那些賞識和幫助過她的朋友們的悲哀。

才華衰退、道德失調和精神分裂,這三種怪物互相纏繞和加碼,形成強烈的共振效應,徹底擊垮了第五時期的張愛玲。以張愛玲的個性、以及在美國形單影隻的處境而言,她根本無力抵抗這三重危機的圍剿。就其境況的殘酷性而言,她的謝世無疑是一種解脫,而對於這種斷崖式的解脫,我們還有什麼可非議的呢?

謹以這篇短文,向憐香惜玉的夏志清先生致敬!

(作者為文化學者、文化批評家、小說家,原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