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理解來到香港落腳的蕭紅呢？首先，她是一位禁書作家。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二十二歲的蕭紅與二十六歲的蕭軍在哈爾濱自費印刷、「非法」出版了第一本書《跋涉》，這是他們的作品合集，也是滿洲國的非法出版物—印出來不久，就因有「反滿抗日」傾向，而遭到滿洲國政府的查禁。

寫作禁書的青年作家於是逃離那個突然成了「外國」的故鄉，去鄉土而歸「國」，從滿洲國穿越山海關，再回歸／南來中華民國。緊迫形勢令他們選擇逃亡。於是有了第二次禁書經歷，是在上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生死場》。

事緣一年前蕭紅初抵上海，就將當時名為《麥場》的書稿請求魯迅先生「託人……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找到一處可以公開出版的書店來接受出版它」。一年後輾轉、等待、反覆……但公開出版仍毫無希望，蕭軍遂索性將書稿再次自行印刷了。他曾在一九七八年作的《生死場重版前記》中回憶：「書有背於當時國民黨所施行的『訓政之道』，碰了檢查委員會『老爺』的釘子，『事後才聰明』我才把它作為《奴隸叢書》之三來『非法』自印了。」

按一九三○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出版法》，出版發行須以「中國國民黨政綱與政策以及三民主義思想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並以中華民國內政部為主要出版審理機關。國民政府對出版作出的審查和限制，由此可與蕭軍講法互為參照。也正好是在那一年（一九三五）的七月，國民政府又推出一個《出版法》修正案，「只是因為條文變更太多反而使得實際操作上難以進行，最後在各界反對下修正法案並沒有施行。」

若我們想像當時關於出版法的討論聲浪，也就不難理解魯迅在《生死場》序言裏的言有所指：「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這也就是說，這部書稿在試圖走正規、合法的出版途徑，並呈報審批後，卻未能通過政府審查，所以由蕭軍決定私自印刷，嚴格意義上來說，印刷未通過審查的書籍算是非法出版，但這樣一來，享譽文壇的經典小說《生死場》才得以面世與流傳。至於審查之外，沒有一家出版社給她一個機會，是否也包含原因如她畢竟是外地來的、初出茅廬的年輕女作家，從而更難找到出版機會？—而同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是早於《生死場》終於面世的四個月前已順利出版。

在重要戰場寫作出版的名望作家

非法出版、禁書經歷，再加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三人在武漢突然遭到當局逮捕，次日保釋，而幾位思想不容於當局的作家也於這次逮捕的一個半月後，離開武漢，轉往山西。兩次非法出版都給蕭紅打開了文學的天空，奠定了她儘管作為新人的文學知名度。此後三年，她接連正式出版了三本作品（《商市街》、《橋》、《牛車上》），其後來到香港—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落足香港時候的蕭紅的第二個面向，便是抵港時，她已是一位因在重要戰場寫作與出版、而在特定文學圈層中頗富名望的青年作家。也因如此，蕭紅和端木蕻良的來港不僅有消息登在不止一份報紙上，還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舉辦了有四十多人出席的接風聚會，也被邀請去參加中學和大學的座談等社會活動。其後，作家史沫特萊、宋之的、夏衍、范長江等人來港時，文協香港分會等文化團體為他們在思豪酒店舉辦茶會歡迎，茶會也是由蕭紅主持，由史沫特萊發表演講。

流離異鄉人

然而，儘管是處於圈層內「名作家」的一派勢頭當中，我們卻依然不能、也無法忽略蕭紅落腳香港時的第三個面向：流離異鄉人。日軍烽火步步催逼，政見與思想不容於當局，蕭紅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中—身處之所一路倒塌，她一路離開—輾轉多地，而最後選擇落足香港的。奔波的同時，她還經歷了懷孕、路邊醫院的產子和孩子夭折（一說再次送人）。這樣的情形下來到香港，是她的第二次逃亡／流亡—第一次是離開變成了外國（殖民地）的「故鄉」；第二次是離開被入侵的「故國」。

一九四○年的香港特別寒冷，蕭紅一月十七日抵港，二十三日香港天文台便錄得五年來一月份最低溫，攝氏七點二度。對曾在赤貧中飽受東北酷寒的她來說，零度以上應該還好，但未必抗得過的，卻大抵是這之後的回南天。北地來的人沒可能見識過那種牆壁滴水的架勢，雖然上海已屬南方，重慶也是霧大，但潮濕程度都不可與回南天時節的香港相比。

讀到港半年後，經歷了一番香港式由春入夏的蕭紅給友人的信：「我來到了香港，身體不大好，不知為什麼，寫幾天文章，就要病幾天……或者是外邊的氣候不對。」若是現在，或許她需要的是去睇下中醫，解解濕毒。濕毒抑或濕氣與北方體質的不相容，會是自小生活在嶺南的人難以想像，如同南人會驚訝於北方乾燥時節摸下水果都可能產生靜電。但蕭紅當時在香港的朋友也多是南來的，看病也需要費用。至於街市裏祛濕解毒的涼茶，若無本地人引介恐怕於她也是不多明白的新鮮玩意。更不用說與氣候相調節的廣東湯水（未知一九四○年湯水是否小康人家才有，而平民的湯水又是何種模樣），蕭紅、端木兩個東北人初來乍到想必未能明白狀況，遑論也煲上一煲。

保留東北飲食習慣

講到飲食方面，自學者袁培力文中所引大時代書局總務（也是端木蕻良的同事）馬寅亭關於蕭紅的回憶說：「她唯一的上飯菜便是番加（即番茄）牛肉湯，紅燒海盆魚，有時竟生食番加二三枚而不厭。」從字句中看，來港的蕭紅還是保持着典型的東北飲食習慣。番茄牛肉湯自是從哈爾濱帶來的，基礎版的俄式紅湯，在哈爾濱的普及程度是即便到了筆者兒時的八九十年代，依然是市民家中常見菜色。

將魚紅燒，也是東北烹調魚類的方法。相較香港常見魚類來說，東北不少魚種肉質更為緻密，故傳統做法都以燒／燜為主—東北稱為「炖」，做法卻並非港式隔水加熱的燉，而是類似香港的「燜」，與江浙紅燒的區別卻是東北並不添糖來增加甜色，而是重薑葱蒜乃至花椒八角。蕭紅燒魚，想也如此（或是在上海也通曉了添糖的南式紅燒）。至於港式的七分鐘清蒸海魚做法，是過去的北方人多不識的，東北煮魚動輒半個鐘至九個字，無法想像「七分鐘」已可上桌的那般迅捷、輕盈。

再來，生食番茄也是非常典型的東北習慣。大紅番茄對北方人來說不僅是蔬菜，也可作為水果生食。平日雖也會炒與煮湯，但就算不是作為水果捧着大大一顆生食，也是餐桌上的「糖拌西紅柿」，即是生着切開、灑上白糖便可食用。也是馬寅亭的回憶，謂「蕭紅每當晨曦微露，手持一筐，緩步街頭選購蔬菜」。即使在物流發達的今日，南北風物也倏然有別，則可想像近百年前，雖蕭紅走南闖北，想必香港街市的多種蔬菜除非粵人或在地香港朋友陪同，也該多有不識。可惜她去得太早，又逢戰亂，否則以好奇與闖蕩的天性（在東京獨居時已顯露過），時日稍為安定一些必會喜愛這些新奇玩意的吧。

在香港的飄搖與寂寞

都市形態、外國面孔多見、洋式建築、多種文化，大概都曾令蕭紅想起幾分上海與哈爾濱。只是哈爾濱時的她更為赤貧但青春。陌生的應該還有語言，蕭紅許在日久的流離中早已習慣不同朋友的南腔北調，但香港佔多數的廣東話於她來講該是陌生的另一種存在，雖有文藝界朋友可交流，街頭巷里，買菜搬家，不講「白話」或始終有欠順暢。因此，雖然香港生活有着內地欠缺的穩定環境，也有組織和文學活動，但香港對她來說，在生活細節、氣息內外，仍是十足的「異鄉」。

只是彼時香港本身，也處於流動形成的階段，風雲際會、來來往往，這樣的城市形態或會沖淡她的鄉愁，惟日軍緊逼（其實蕭紅來港不過半年，一九四○年六月，港府已宣布香港進入非常時期，徵集英僑入伍，街道要衝堆置沙包），也令她不斷思考下一步去向，回內地？去新加坡？都曾是她的想像。

香港是蕭紅風雨飄搖的生命的終結點，但並非飄搖本身的終結—從在港書信中看，蕭紅在香港經歷了陌生、動搖、想要離開，再到逐漸熟識、稍稍安定的過程。剛來此城的那個春天（一九四○），熬過回南天的她在給友人白朗的信中寫道：「這裏的一切景物都是多麼恬靜和幽美，有田，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着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的佳境嗎？」

初至貴境的抑鬱與孤獨由此可見，那些組織活動或許終不過是她需應付的局面，靈魂深處仍是異鄉流落之味。有趣的是，她不曾向友人描述香港市區，卻將焦點放諸自然，雖然也面臨戰火，但香港郊野與海的氣質，自與飽受戰火、貧瘠、失效社會統治各方蹂躪的北中國鄉村有着天壤之別。蕭紅本極少提及對香港的感受，是這些零星文字令人感到她對香港的愛—那是看到土地與人可以如何存在的另一種樣子的新鮮與愛。更何況，還有她愛的海，她喜愛在淺水灣游泳的，或也如同她在哈爾濱松花江畔「野遊」（郊遊）與戲水。南中國海的溫婉與旖旎，自與北部雄渾、但也會氾濫、會冰凍的大江有別。

可是蕭紅在信的最後說：「如今我卻只感到寂寞！在這裏我沒有交往，因為沒有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將可能在冬天回去。」新鄉新識，豈如知根知底、共患過戰火的舊朋，一路流離早將一個人的人際關係脈絡拆散、拆碎、隔絕—這種苦痛（以及不便）本也是包含在流亡／離散中的必經之痛，蕭紅也不例外經受此般折磨。那個夏天，她便在信裏講，香港「比重慶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壞，但是天天想回重慶，住在外邊……好像是離不開自己的國土的。」又言：「香江亦非安居之地。近幾天正打算走路，昆明不好走，廣州灣不好走，大概要去滬轉寧波回內地。」

安定環境孕育《呼蘭河傳》

這種情形下過了一年，那年的冬天，她已在香港完成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與她在《生死場》的旋轉速度、嚴苛描寫不同，也與她中期作品意欲四下探索、延伸的風格不同，這部在香港相對安定環境下寫出的作品，語言極為澄淨，宛若惡浪淘盡細沙，留下結晶般的語言感與文字風格。

這也正是奠定了她最終成為文學大家的作品。看着香港的海，書寫幾千里之外的舊式小城，越遠的地方，越見最深的記憶。一南一北，如此懸殊的距離—時間的，空間的，也是差異文化的，以及一種「回望」的結構—溶入多少離散經驗，在不斷遷徙與散落所形成的傷口中回望生命最初，這些才是《呼蘭河傳》成就現有氣質的重要原因。

轉年的春節，蕭紅發現香港的春節竟然很熱鬧，但依然沒有打消她離開的念頭：「香港舊年很熱鬧，想去年此時，剛來不久，現已一年了，不知何時可回重慶，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園。香港天氣正好，出外野遊的人漸漸的多了。不知重慶大霧還依舊否？」

於此同時，卻也是在這樣的異鄉、無着、不確定中，香港成了蕭紅出版最多作品的福地，計有四部重要作品包括最為重要的《呼蘭河傳》，都是在短短兩年中出版於香港。故事來到最後，蕭紅在來港第二年（一九四一）的二月，當是又一個回南天裏，終於開始展現撇離異鄉的不適應，做出可以欣欣向榮的新態度了，她給朋友寫：「香江並不似重慶那麼大的霧，所以氣候很好，又加住此漸久，一切熟習，若兄亦能來此，旅行，暢談，甚有趣也。」

只是那時，離她在炮火中最終喪命也只有十一個月的時間了。

（作者為詩人，生於哈爾濱，求學北京，後居香港、台灣，最新詩集《石榴海難》（聯合文學，二○二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