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特輯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公布「對等關稅」政策以來，掀起全球金融市場震盪。隨着有關政策以各種名義不斷更改或修訂，外界很快認定特朗普是衝着中國而來，收窄貿易逆差只是政策的旗號。事實上，自特朗普再次勝選後組閣起，接連委任魯比奧（Marco Rubio）、海格塞斯（Pete Hegseth）、納瓦羅（Peter Navarro）、貝森特（Scott Bessent）、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格里爾（Jamieson Greer）等對中鷹派人物入閣，筆者早已預料特朗普的第二個四年任期，最主要的任務是加強對抗中國。遏制中國、阻止中國挑戰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分別只在於手法以及程度。而特朗普這一次針對中國，不只是單純公布個別針對中國的政策，而是同一時間操作結束俄烏戰爭談判和改變《美墨加協議》（USMCA）基礎。除了重施在第一次執政期間針對中國的極限施壓手段，更不惜一次過得罪傳統盟友加拿大和歐盟，以「黑幫老大教訓小弟」的方式徵收懲罰性關稅，甚至公開嘲諷或訓斥對方。西方輿論界大感詫異，難以理解特朗普為何把槍頭指向美國的傳統盟友。誠然，只要把視野放大，便不難發現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大致上是要公開展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將百分之百投放於對抗中國，假如盟友不配合，美國將不會照顧其利益。
曾分別於奧巴馬和拜登年代任職外交幕僚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杜如松（Rush Doshi）早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重申美國如要壓制中國影響力，盟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嚴格來說，特朗普沒有放棄過盟友，但把對待盟友的方式，一律改用「軸輻體系」（hub-and-spoke），以「美國優先」為名，刻意強調美國的領導地位，不再重視盟友的對等身份，甚至視盟友為附庸。為何特朗普不惜代價，以極端手法把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推往鐘擺的另一端？
拉攏盟友對抗中國的前世今生
在美蘇冷戰年代，美國雖然是資本主義陣營最強大的一員，但並非完全獨力支撐。在歐洲，美國主導成立北約，以盟友多邊合作方式對抗蘇聯軍事威脅；在亞洲以及中東，特別在越戰中期後，美國鞏固以「軸輻體系」方式連結盟友——美國位處軸心，透過連串的雙邊條約把美國的軍事影響力輻射至不同盟友身上，例如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澳洲、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革命前的）伊朗等。踏入二十一世紀，當美國意識到中國影響力日漸龐大，逐漸動搖美國霸權基礎後，美國首先把外交政策慢慢轉向亞洲，並把相關的政策地理概念名稱更名為「印太」（Indo-Pacific），意指要把印度為首的印度洋周邊地區納入抗衡中國的政策考慮範圍，然後把類似北約的多邊合作方式搬至印太，由美國主導成立，包括日本、澳洲和印度在內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便由此而來。
可是，在特朗普眼中，這種「平起平坐」的盟友架構過於拖沓，協調談判的成效遠遠追不上中國政經影響力擴張的速度。再者，特朗普對待俄羅斯的態度與美國及歐洲主流政界的想法有異，他不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威脅，較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大，加上美國現時沒有條件同一時間應付中俄威脅，他嘗試緩和美俄關係（固然成效存疑)。從理性上，很難說特朗普的決定是不符美國利益，但他希望假手歐洲協助防範俄羅斯、填補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時，過程則令人側目。
步伐不協調，寧願獨斷獨行
自奧巴馬年代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均面對一項矛盾難題：盟友固然重要，但各國出發點不同，步伐往往難以與美國一致。以歐洲為例，法德等國儘管對中國有所疑慮，卻又希望在氣候、經貿等議題上維持合作，此時法德兩國企業正在中國市場獲得巨額利潤。英國卡梅倫政府倡導英中黃金時代，主張進一步提升兩國關係，箇中重點自然是英國看中了中國的龐大市場。在印太方面，日本、南韓、澳洲以至屬美國盟友的個別東盟國家，即使與美國保持軍事同盟關係，但在經濟上同樣與中國關係密切，盡可能「左右逢源」。
以上是特朗普在二○一八年三月首先藉「三○一條款」發動針對中國的關稅戰前，美國盟友的態度。儘管當時「中國威脅論」已經在美國政界廣泛討論，甚至開始成為共識，但歐亞的盟友大多未同調。在他眼中，假如美國要阻止中國擴張，「得罪盟友」打破自由貿易和「容俄並分化俄中」屬必要之惡，結果逐漸出現外界所看到的，不論在第一次和現時執政期間，連番公開斥責盟友並對普京放軟身段的畫面，務求迫使盟友站在美國一方。
與中國終極一戰？
一切繫於盟友關係結構
相對於蘇聯，坎貝爾和杜如松認為，中國不但經濟實力更雄厚，而且與全球經濟關係更深。他們指出，中國是全球製造業的核心樞紐，同時亦是多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使中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也令美國在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時，更容易觸動盟友的經濟利益，增加政策推行的難度。
在觀點上，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坎貝爾和杜如松在文章中認同萊特希澤有關加徵中國關稅的看法）表達得更直接。他在特朗普第一次執政出任美國貿易代表期間，主張美國大力推動對中國加徵關稅，強調不能再以「發展中國家」的標準看待中國，並批評世貿組織長年容忍與偏袒中國破壞全球貿易秩序。他支持以懲罰性關稅迫使中國改變國內的不公平貿易政策，例如技術轉讓、國家補貼以及知識產權盜竊等，更主張要從制度層面改變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即使此舉會引發短期的供應鏈混亂或成本上升，美國亦需堅持施壓，否則便會永遠處於被動地位。
坎貝爾和杜如松所主張的執行方式，是在萊特希澤的基礎上，加入全新改革的美國盟友體系。他們認為，中國正以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等方式全方位挑戰美國，遠超當年蘇聯的力量，美國難以獨自應對；相反，更應該改革美國與傳統盟友的關係模式，以戰略聯盟、科技標準制定、制度性排他框架等方法，圍堵中國。兩人強調，美國本身擁有全球盟友網絡的優勢，假如不懂得運用甚至放棄使用，美國在對抗中國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特朗普的「軸輻體系」策略固然有助於迅速集中決策權，避免多邊協調的拖拉與分歧，減少中國逐個擊破的機會，但此一模式也容易造成盟友的不安與離心。以歐盟和加拿大為例，多年來即使認同美國是領袖，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大多以平起平坐的伙伴方式存在，而非日本和菲律賓那種因歷史原因而偏向附庸的形式。不論在印太地區、歐洲以至北美，美國假如希望達至盟友一致跟隨大隊對抗中國，將要在「美國主導權」與「盟友自主權」取得良好平衡。地緣上對抗中國是美國的長期戰略，而特朗普終會卸任（憲制上他不能第三度執政），假如繼任的萬斯或民主黨人選不能在關稅及供應鏈轉移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一套既具領導力、又能凝聚盟友關係結構，美國將難以長期維持圍堵中國。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