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研究早已關注到張愛玲喜歡聽「市聲」，並將其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創作概括為「戰時都市的聽覺漫遊」，基於上海、香港的生活經驗考察其「都市聽覺實踐」的意義。這類研究多以張愛玲作品中的電影、留聲機、電話等「機械複製所傳播的聲音」為樣本，從「文學與藝術和現代技術」之間關係的角度，肯定張愛玲為應對現代性焦慮而進行的「聽覺」嘗試。五十年代，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等小說依然發揮了「聽覺」特長，但由於內容和題材的變化，敘事策略上的「聽覺轉向」成為必然。都市不再是「聽覺」的核心場景，「市聲」從「聽覺中心」的位置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農村為背景的「鄉野之音」和以革命歌曲／音樂為代表的時代「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