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明報月刊》結緣甚早，而且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開始時是因為胡菊人當《明報月刊》總編輯，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那段時間他常向我拉稿，而且一九七九年，他邀請我赴港參加「中文文學周」，在大會堂做了一次演講：「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我的主題是五四以來小說家往往為了要表現社會意識而忽略了小說藝術，對此我提出了幾點批評。同時我跟胡菊人又做了一次對小說創作很全面、很詳盡的討論。菊人講了這樣一段話：在現在的小說家中，我覺得先勇兄你是把小說當成藝術品，如雕刻、繪畫，由內容到形式，精雕細描，完整渾一的。我引菊人這段話，是懷念他一向是我的知音，現在高山流水，弦斷人杳，我對菊人無限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