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到《瑣記》一文。文章開頭有一「編者按」，我摘數語如下：「關於魯迅赴港經過始末，長期以來成為魯迅研究的空白。現劉隨先生以當時直接參加接待工作者的身份，為讀者在這方面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寶貴史料。」由於此文收於《香港文學散步》而此書為盧瑋鑾教授編著，一直以來，我以為此「編者按」乃出於小思老師之手；今讀才恍然大悟，原來《瑣記》一文原載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文匯報》，「編者按」實出於此，而非屬《香港文學散步》。想不到這「誤會」十多年後我才知悉，而《瑣記》文中提及當時魯迅在青年會的主辦者、接待者、主持、下榻處、講話文章記錄等，隨後來文學史料補充和檢視，都有不少錯漏以至不實。

　　首先，主辦者或邀請方、上文提到的《大光報》，《瑣記》一文通篇沒有提及，據劉隨說法，邀請者乃香港大學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景仰，知他來到廣州，「遂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這說法現在已站不住腳，隨着文學鈎沉，現在更可信的是，當年主事者乃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個畢業生，名趙今聲，畢業後任《大光報》（一九一二年創辦，為一份基督教會辦的刊物）社外編輯，趙今聲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在廣友人葉少泉，由葉少泉拉線，促成了魯迅在港的演講。將時間回撥，我們將文學想像帶到上環的三角碼頭，魯迅乘坐小汽船抵岸，據劉隨記述，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而接待者則有黃新彥博士、《華橋日報》副刊編輯黃之棟和他本人。現在更可信的版本是，當時結伴同行的除了魯迅和許廣平，還有位居「中間人」的葉少泉，而前去接待者則只有趙今聲。或者記憶有誤，《瑣記》一文畢竟撰述於是次魯迅行的五十四年後，但其中漏掉了十分關鍵的人物或單位包括趙今聲、葉少泉、《大光報》而代之以其他，是頗令人費解的。除邀請方、接待者，《瑣記》一文亦說兩場講座均由黃新彥博士主持，但實情應也是趙今聲。黃新彥真有其人，但與魯迅此行演講似無關係，怎生在劉隨筆下成了主力者，我茫無頭緒；但在「中西區文學日」當天，中西區區議會給七位作家各做了一塊展板，而魯迅一塊亦照說如儀，蓋多年來有關魯迅此行，香港參考的都是《香港文學散步》中劉隨一文，而未知這二十年來已出現了不少追蹤與發現。另外如劉隨說據他記憶魯迅當年「似不寓青年會，而是住在皇后大道中的勝斯酒店」，這跟魯迅日記中的「寓青年會」亦有出入，「勝斯酒店」之說可信度低。現在更確實的版本是：趙今聲以《大光報》之名邀請，但《大光報》只負責在報上登演講預告和印發入場券，並徵得青年會免費提供禮堂和宿舍。在這事上，趙今聲這名字多年後才被打撈出來，還拜偶然所賜。一九九三年香港大學八十周年，劉蜀永教授為此編輯紀念集《一枝一葉總關情》，其中邀得校友趙今聲撰文《八十八歲自述》，文中一小段寫及魯迅來港演講，碰巧劉蜀永教授獲贈《香港文學散步》，讀到《瑣記》一文，想起《八十八歲自述》，兩相抵牾，頓生疑團；即訪趙今聲本人，寫下《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刊於九三年《香港文學》十月號，當時發稿的主編劉以鬯在編後記中如此寫道：「趙今聲談魯迅訪港經過，為香港文學研究者提供正確的歷史資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往後遂增有關此事的補遺和考證。

　　不過，記憶的複雜性是，即使是當事人，筆之記述也未必就是準確。魯迅在當年十八及十九日作的兩場講座，先後為「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前者後來收於魯迅《三閒集》，後者收於許廣平編的《集外集拾遺》。魯迅於一九三二年給《三閒集》作序時寫道：「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了。」只消五年，顯然魯迅是把自己兩場講座混淆了。說起這兩篇講稿，回到《瑣記》一文，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當年《文匯報》「編者按」說劉隨主動記錄了兩場講演，並經過魯迅親自修改，使文章得以傳世。如劉隨文章所述，魯迅在當年三月二日日記確記了此事：「得劉前度信並講稿」，翌日修好即寄還之（劉前度即為劉隨）。但當年《華僑日報》刊登《無聲的中國》，乃在講座翌日或後天（即二月二十或廿一日），故三月寄回一文不會是《無聲的中國》，而應是《老調子已經唱完》。極可能是劉隨只記錄了這篇，收稿後他把文章送去《華僑日報》，而如其所述，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但國內研究者有說成是港英殖民政府當年書刊審查制度嚴厲，造成「刪禁」。此說未必可信，但經傳話，魯迅當年也以為是港英殖民政府所為，故曰「驚為『邪說』」。實情或更可能是該報編輯自行決定，要知香港新文學發展殊異於五四文學之路，上世紀二十年代香港報刊仍多是「舊文學」的天下，「老調子」還沒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