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集
2020-7-31
二〇二〇年八月號
疫情之中念故人(金聖華)

猶豫了一陣,終於打了這通電話。明知道他一向不喜應酬,經常閉門謝客,在家練琴,但還是放心不下,畢竟倫敦的疫情太嚇人了,最近還有街頭示威,不知道他是否安好?接電話的是傅聰的夫人卓一龍(也是鋼琴家),她說現在除了偶爾去超市買菜,平日就在網上教琴,絕少出門。傅聰呢?是他接着來聽的電話。他說目前情況尚好;在家裏除了音樂,每天看看書,看看電視,到院子裏去曬曬太陽。問他可收到我的新書《譯道無疆》?他一聽,急忙帶點歉意說:「啊呀!收到了收到了,我不該忘了告訴你,書看了,很好呀!」夫人說他聽覺不靈,又不肯戴耳機,我的感覺是他仍然聽得分明。

過了幾天,北京的疫情又再度嚴峻了,在微信上傳去訊息,一直不見回音,於是趕緊打個電話去問候傅敏及小明夫婦。電話那邊傳來了傅敏的聲音,我這邊提高了嗓子大聲喊着,他還是聽不清楚,說小明不在,囑咐我晚上八點半待她回了家再電話聯絡。終於,跟小明聯絡上了。她說她那裏最近網路有點問題,時常收不到微信。疫情呢?他們又重新封閉在小區裏,步步為營,哪裏都不去了。她說傅敏聽覺失靈,戴上耳機也不管用。

兄弟二人,一在倫敦,一在北京,相隔萬里,卻同時在世紀疫情裏困居家中。我在香港遙憶故交,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年前他倆風華正茂時,與他們初次相遇相識的情景。

一九八○年舊曆大年初一,我從巴黎前往倫敦,為了撰寫有關傅雷的博士論文去訪問傅聰。那時傅敏恰巧也在英國。記得那天很冷,他們住的那條街相當僻靜,是個高級住宅區,記不清是哪個方向了,只記得他們家坐落在一個U字形街道的末端。在城裏坐的士東兜西轉,折騰了好一番才找到門口。那時房子正在裝修,院子裏布滿水泥雜物,有點凌亂。傅氏兄弟都在,兩人十分和氣,全心全意的接待我這個遠客。傅聰頎長玉立,非常溫文,完全不端架子,倒是我乍一見面,怯於他的盛名,心裏有點發慌,不知道該問些什麼才好。傅敏則和善謙遜,剛從北京來英國進修。兄弟倆提供了許多一手資料,包括傅雷翻譯的手稿,譯文的不同版本等等。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也許是大家都來自上海的緣故,覺得特別投緣。一聊起小時候的住宅,我說當年住「四維新邨」,他們說住「巴黎新邨」,這兩個邨好像連在一起的,邨裏不是有個「矮子巡捕」嗎?他們聽了趕緊點頭稱是,原來我們還有小時候的共同回憶呢!許子東在《細讀張愛玲》一書中說,他與張曾經先後在上海住過重華新村,是一次「跨越時空的擦肩而過」,那麼,我和傅氏昆仲的緣分,豈不是一次「時空交集的並肩共存」?

一九八○年夏末秋初,傅敏返國途經香港,我請他和宋淇在沙田馬會吃飯。此後,我們經常保持聯繫。一九八一年十月中旬,我赴北京一行,這次,傅敏帶了羅新璋來,我們三人在北京飯店共進午餐。相聚雖然短暫,傅敏卻給我捎來了許許多多寶貴的資料,包括傅雷的家書,主要是英法文信件。這批信是寫給傅聰和他當年的夫人Mira的,傅敏囑咐我日後有空時把它們譯成中文。羅新璋素來享有「傅譯傳人」的雅號,原是翻譯傅雷家書的最佳人選,不知何故,傅敏當年居然把這項要務交予我這名研究傅雷的新人手中,更出奇的是羅新璋也居然不以為忤,此後還不時從旁給予我許多指導和提點,在他身上,的確見識了真正學者泱泱大度的風範和懿德。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元旦,突然收到了傅聰的電話,原來他來了香港,我們相約六號下午六時在半島酒店五五一室見面,我和外子Alan準時赴約。五五一在半島的新翼,房間寬敞舒適,房中擱置了一架大鋼琴,他正在練琴;他請我們坐下不久,就打開了話匣子。也許是兩年前交談甚歡的緣故,他那天的熱情、親切、坦率與真誠,使我出乎意料。他說得興起時滔滔不絕,簡直有一瀉千里之勢,收也收不住。以前人家傳說他高傲造作,真是太歪曲事實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他的剛與烈,他的正直與激昂,絕對是假也假不來的。他說:「我的性情基本上秉承了母親的軟心腸,後天則受了父親剛烈的熏陶;敏恰好相反,先天得自父親,後天受母親的影響。」

他說起小時候受過無數的委屈,十一二歲時開始反抗,十八歲自波蘭返國,與父親起大衝突,母親為他受了不少罪。那時常常被罰三日一小餓,五日一大餓;而每日三餐,其中一餐必定罰吃素,這種訓練,倒適合他日後的飄泊生涯,他的胃已經練就了本領,吃也行,不吃也行!

傅聰當年出國後,傅雷曾經寫過一系列像詩一般的信件給他,其中包括自己的懺悔,悔恨當初對兒子太嚴,也感謝上蒼讓這株在嚴霜覆蓋下的幼苗,終於冒出頭來,茁壯成長!可惜如今這批信已遭遺失了。傅聰還提起另外一封傅雷寫於一九六六年的最後家書,是用英文寫的,信中提到夫人始終樂觀,說總有看到兒子媳婦的一天;自己則不存奢望,深知此生相見無期了!傅聰很惋惜這封信也不見了。(幸虧多年後,此信重見天日,並由我翻譯成中文,收編在新版《傅雷家書》中。)

傅聰又敍述了許多有關父親的逸聞趣事。例如傅雷凡事執着,沒有錢鍾書那份灑脫與幽默,對事多投入,少觀察,因而不適合當小說家,卻可成為嚴謹的評論家,成功的翻譯家。傅聰認為父親的性情近乎羅曼羅蘭,小時候常看見傅雷為翻譯巴爾扎克自苦,倘若苦思一辭不果,則飯桌上的空氣就像凝住了,全家噤若寒蟬,受罪不淺!傅雷性情剛烈,在法國時西裝革履,回國後去昆明當三個月教務長時,突然改穿長衫,勝利後才再穿西裝,原來事出有因,只是為了有一次打不好領帶,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西裝領帶全剪爛了,以後才將錯就錯,改穿長衫。傅雷留法時常為同期留法的同學與法國人交涉。有一次跟某位房東太太吵架,一時氣極,竟然把衣櫃從窗口扔了出去,因此獲得Monsieur Fou的稱號(Fou在法文裏乃「瘋狂」之意,又是「傅」的譯音)。

那天,我們暢談許久,八點去錦江飯店晚餐,飯後談到十點半仍意猶未盡。傅聰知識淵博,對文學藝術,哲學歷史都很精通,豈止音樂而已,而看過的書之多,讓人愧煞!他提起的許多人名書名,都是我聞所未聞的,使我感覺自己淺薄無知而又責任重大,當時不禁心中暗忖—那尚未完成有關傅雷的論文,可不得不加把勁了。

從錦江出來,送傅聰回半島,他說一月底會來香港開演奏會,叫我們不必買票,他會拿到票子。他還邀我下次去倫敦時住他家。一切都是真誠的,沒有矯情,不涉客套,霎那間使我忘記了他是位蜚聲國際樂壇的大音樂家!

連串往事,歷歷在目,數十年卻已倏忽而逝。在疫情肆虐的今日,特別思念遠在他方的故人,也憶及當年為引介我們相識而穿針引線的宋淇先生。他的隆情厚誼,當在另文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