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集
2021-1-29
二〇二一年二月號
慧眼獨具話伯樂(金聖華)

伯樂坐在對面,歲暮時分,疫情期間,難得在中環飯聚,若非交往多年的朋友,大概誰也不肯在這時候相約晤面了。

「到明年二○二一年的中國農曆新年,我們就相識整整四十年了。」他輕輕說,言下並無韶華易逝、流年似水的感喟,反而像是在閒話家常。這可是一位日理萬機的大忙人,身為瑞士百達銀行亞太區財富管理主席,每日為多少億萬富豪的財富增值而運籌帷幄的主帥呢!怎麼記得這麼清楚?他那自然而溫馨的語氣,讓我感到他還是數十年前的他,地位變了,閱歷廣了,卻絲毫沒有隔閡的感覺,當年共處的點點滴滴,依然留存在彼此的記憶深處,穩妥而純淨,不朦朧,也不褪色。

Claude是三位法國來客中相識最晚、卻相交最久的朋友。當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商學院的三位高材生,安端和拂嵐來了香港,Claude則去了新加坡服役。一九八一年,經安端介紹,我與Claude相識。當時他已經有了一個中文名字「華伯樂」,翻譯自他的姓氏Haberer,一望就知道出自高人的手筆。

借用現代的流行語來說,伯樂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霸,除了取得巴黎高等商學院的MBA學位之外,他更是位語言天才,不但在巴黎大學東方語文中心獲得中文碩士學位,又曾經在莫斯科待過一年學習俄語,此外還精通英語、德語、西班牙文等多國語言。剛從新加坡來港時,伯樂一啟齒的那口純正英語,絲毫不帶法國人說英文的濃濃口音,不由得讓人另眼相看;他再張口學起新加坡英語,更拿腔拿調,唯妙唯肖得令人嘻哈絕倒!一個人能掌握這麽多種語文而揮灑自如,除了天賦,就靠勤奮了。據說,當年每次他和年輕窗友結伴同遊,凌晨時分玩到盡興,別人都七倒八歪紛紛睡下了,唯獨他一人仍然撐着把正在學習的外語苦練四五十分鐘,才去上床,憑藉這份堅毅,持之以恆,終於練就了一身好本領。

一九八二年,他剛於新加坡服役完畢,在巴黎的母公司已經急不及待的邀請這位出色人才回國就任。年輕人提出條件,要先用七個月時間去周遊列國,拓寬眼界,體驗生活,才返回巴黎就業。就這樣,他選擇了來港小住,再以兩個月的時間去中國遊歷,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港期間,他經常跟安端、拂嵐一起來我家作客。記得他曾經央我那擅於書法的大哥把「華伯樂」三字書寫在宣紙上,讓他掛在案頭,以便隨時端詳,他自己也用毛筆寫了「謝謝你」三字,並蓋上印章,作為回贈。伯樂每做一件事,都盡心盡力,絕不含糊。他的睿智、穎悟、認真與執着,早在年輕時候已經表露無遺。

此後,伯樂返回故里,在法國巴黎國家銀行工作。我在巴黎進修時,曾應邀到伯樂府邸拜訪,認識了他的父母及妹妹。伯樂一家愛馬,並在勃艮第鄉下養馬,因此他從小就善於騎術,精於馬球。不但如此,他也像春秋時代的伯樂一般,愛馬之餘,更慧眼獨具,目光如炬,能夠在灰不溜湫的瘦馬身上,看出馳騁千里的神駒潛質,這種特長,不但體現在他專業投資的才幹上,也展露在他超卓的審美眼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中。

從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伯樂在巴黎、台北、香港等地屢任要職。每至一處,我們或多或少都有機會見面。我曾經到訪過他在各處的居所,每每為他的精心布置和高雅口味而驚歎而折服。記得在早年歲月,他已經懂得欣賞中國文化的精髓,家中掛了一幅康有為手書的對聯,矮几上一座佛像,書架上幾列書籍,不經意中散發出書香墨韻和思古的幽情。八十年代中,他在巴黎市中心Les Halles有個公寓,寸土尺金的地方,五臟雖小,精緻不減,一張黑白相間的斑馬皮,閒閒鋪在茶几下,帶出了時尚的品味與雅趣。在台北的寓所,寬敞的客廳外,透過落地玻璃,一排綠樹在夜色掩映中隨風輕搖。二○○○年重訪巴黎,跟他坐在新居的露台上,淺酌漫談,俯瞰那城市鱗次櫛比屋頂構成的瑰麗景色,令人神往。

二○○五年,伯樂再臨香港,自此層樓更上,成為推動遠東與歐洲金融事業的樞紐人物。跟伯樂在一起,儘管相識多年,儘管他是投資專家,我們幾乎從來都不談金融管理的事,他唯一給我的建議,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如此而已。我們談論的話題,除了文學藝術之外,主要集中在他悉心所繫、傾力以赴的文化大業—如何推廣《利氏漢法辭典》一事之上。

此事的緣起,要追溯伯樂於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在台北出任巴黎銀行總裁期間。機緣巧合之下,他知悉了台北利氏學社和巴黎利氏學社協作推動的中法辭典編撰計劃,返回巴黎之後,更結識了當地的辭典主要負責人顧從義神父(Father Claude Larre sj),從此決心投入這波瀾壯闊的文化征途,成為推廣及發展這項龐大工程的中堅分子。

《利氏漢法辭典》的編撰和出版,本身就是個令人動容的傳奇故事。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身在中國大陸的耶穌會士,已秉承該會第一位來華傳教先驅利瑪竇的宏願,矢志搭建中西文化的橋梁,肩負起編撰中歐語文辭典的大任。一九四九年山河變色,這批耶穌會士乃輾轉赴台,在台中繼續辭典的編撰。在那沒有電腦,科技落後的年代,身處物質匱乏,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這批會士仍孜孜矻矻殫精竭慮,在林林總總的中文典籍文獻,古書故紙堆中發掘爬梳,並參閱多種外語辭典,用人手製作成約兩百萬張卡片,分門別類,整理歸檔,繼而不辭勞苦進行增補修訂,先後花費了足足半個世紀,終於完成了一套共七冊、涵蓋一萬三千五百個漢字及三十萬法文解釋的大辭典,是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全面最宏大的中外雙語辭典。該辭典於二○○一年底由法國Desclee de Brouwer出版社出版,二○○二年在巴黎正式推出,成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座令人矚目的豐碑。

在辭典出版之前,為了籌募資金,法國利氏辭典推展協會(Ricci Association)於一九八七年正式成立,由顧從義神父出任會長。伯樂積極加入該會,早在一九九四年就為辭典的出版,出謀獻策,竭力募款。二○○二年《利氏漢法辭典》舉行的隆重發布會,就是在伯樂籌劃下,由他任職的法國巴黎銀行全力贊助的。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二○○一年辭典即將面世的時刻,勞苦功高的顧神父不幸去世。之後伯樂成為眾望所歸的接班人,出任利氏辭典推展協會的主席迄今。

自從《利氏漢法辭典》面世以來,十多年間辭典編撰小組又再接再厲投入另一項同樣艱鉅的工作,即運用辭典原本豐富的資料,推展出永續的利氏大辭典,打造一個可以歷久彌新的百科全書式的數據庫。這項工作,自然得有龐大資金來支助,就好比縱有良田萬頃,也需灌溉施肥,水源充足,方能收穫豐碩,於是伯樂多年來領導協會積極募款的努力,就顯得格外舉足輕重,若說利氏辭典計劃是一匹馳騁中西文化疆域的千里駒,伯樂就是促進此事的大推手。二○○五年協會發布的《利氏中國植物名稱辭典》,二○一○年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出版的電子版《利氏漢法辭典》,以及隨後出版的《利氏中國法律大辭典》,在原有規模上發揚光大,無疑是漫漫長途上一道道亮麗的風景。

由於推動中法文化交流以及促進中歐金融的傑出貢獻,伯樂於二○一二年獲頒法國民族榮譽騎士勳銜(Ordre national du Merite)。其實,伯樂的興趣廣泛,目光遠大,除了推廣辭典,他曾於二○○九年出版講述中菲關係的專著《龍虎之間》(Between Tiger and Dragon:A History Of Philippine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aiwan);他更通曉敍利亞文,對參與位於土耳其南部古敍利亞修道院Mar Gabriel的修復計劃不遺餘力。此外,他還是梵蒂岡耶穌會財務委員會的四名在俗委員之一。

凡此種種,充分表現出伯樂以商養學的練達,士賈合一的從容。對我來說,他更是一位願意在公司聖誕派對上,為下屬獻唱張學友歌曲的好上司;肯服中藥,看崑曲,愛吃北京填鴨,熱愛中華文化的法籍好友。在伯樂身上,徹底顛覆了商人不識文化,士人不諳投資的慣例,也見證了一位雍容典雅儒商的泱泱氣度與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