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田集
2021-11-30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號
唐宋第九大家沒了──遙想那個金谿地方的小神童(張曉風)

王安石先生:

寫這封信給你,對你來說是件不太公平的事,因為我知道你的姓氏里貫、你的生卒年月、你的政治立場、你的詩詞才華。而你於我卻一無所知,就算你死而有知,也無法對我的數落反口相譏。

不錯,這是一封指責你的信,你死了九百多年,我想,你對毀譽也沒那麼在乎了吧?

也許,我真正要指責的不是你──而是,歷世歷代做着大官卻不甚有良心的人。

在歷史上,罵你的人並不少,不過,關於「政策」,我懶得「置喙」(這個「詞兒」好玩,意思是「放嘴吧」,說得更直白一點是「懶得跟你浪費嘴皮子」)。

不過,先放下你的話題,我且岔開來,去說說民國初年的王寵惠。我認為他是百年來最重要的才子,他也是清朝末年第一個拿到新制大學文憑的人。他後來的成就驚人,我就不多說了(因為需要一大本書來細說)。在這裏我只想提兩件事,當然,我想你大概也明白,這兩件事都希望提醒你,讓你有點愧疚。

第一是王寵惠是廣東東莞人(不過,他有幸生在香港),東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雖因「港商」鍾情而繁榮起來(相對的,台商則鍾情靠近上海的崑山),但在清末的時候,東莞實在不是什麼「大地方」,這樣的地方能冒出一個王寵惠來,不免令人驚奇。一九五三年,美國總統尼克遜來台為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破土,竟特地去拜見王寵惠,原因是他念大學的時候,讀的那本《德國民法》教科書,是由王寵惠翻成英文的。當時也另有一位美國學者譯此書,但大家居然公認王寵惠的英譯才更為正確雅馴,他是個通七國語言的天才。

大人物不是都該出在江南才子之鄉嗎?就算出在廣東,也該出在廣州,清朝末年的東莞算老幾?它依附於廣州,從「莞」字望文生義,它早年應該是長滿水草的「濕地」,而「莞」是編蓆的草。

而王寵惠和林語堂相似,他們都出生在甲午戰爭時代,又都是「小地方」的人,但他們都遇見「貴人」了。

說到這裏,我不免想罵一句:

「喂!王安石呀!以你當時的地位,你就不能去做個別人家小孩的貴人嗎?」

林語堂和王寵惠都是寒門子弟,因為他們的父親都是一介牧師(王寵惠則連祖父亦是牧師),但他們享了一項權利,他們讀了書,而且讀了當時最好的教會學校。誰是賞識他們、培育他們的「貴人」?是有權力的洋牧師,他們認為這孩子孺子可教。

你王安石是江西臨川人,我想說的小神童方仲永卻是金谿人。用現今的話說,後者是前者的衛星城鎮,也就是說,是個「小地方」,而你的母親和舅舅便是那一帶的人。

第二件我想說的是,王寵惠生平貢獻雖多,但我最佩服的卻是他說了「四字真言」。那四個字如果出於我張曉風之口,就一錢不值,但出於民初時代的王寵惠之口就可視為千古名言。他說,立國最重要的事便是要先有個「好人政府」。其實,說的人不止他一個,胡適等人也都附會此說。但王寵惠不同,他本身是「大法學家」,而他的高論居然是「治國之本不在於把立法方面弄得條則井然,而在執政者本人的善良無私和能幹正直」(以上是曉風代為歸納的言詞,不是王寵惠的原聲),這話說了一百年了,現在想想,真是全然的真理──不管執政的是國民黨、共產黨、或民進黨都逃不了這條天理。

好,話說回來,你,和你的「王安石團隊」,其中「好人」的比例似乎不夠高……

說到這裏,我想你也聽糊塗了,我好像本來要指責你(你是「先賢」,理該接受後人的檢討),但我卻嘮嘮叨叨,說一位叫王寵惠的二十世紀的人物……

事情是這樣的,你曾寫過一篇二百三十六字的短文,叫〈傷仲永〉,而我這封信則是寫「致一位『傷』仲永卻『吝於培養』仲永的人」。

仲永為人所知,是在金谿地方。那一年,他五歲(應該是四歲,用現在的說法),一天忽然哭着跟父親求紙求筆,父親去跟別人討來給他,他立刻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仲永」(本來也許叫「二柱子」或「小狗子」),當下即無師自通地寫出一首詩來。

他的父親覺得此事不錯,便把方仲永當馬戲班的小猴子似的牽去各處表演,有人也就打賞他幾分錢。方爸十分滿意,仲永也無從反對,只是,沒有一個人想到,方仲永應該去讀點書,讓這個天才小孩有點底蘊。

從仲永幼時初展才華,到了十七、八,他的詩已了無新意,到了二十五,你,王安石忽然發現,他已「泯然眾人矣」!(很平凡地變成無名小卒了!)你,王安石,感慨系之,於是寫了一篇名叫〈傷仲永〉的短文,大發議論說:有天才的孩子不加教育,最後會變成「啥都不是」,沒天才的孩子不讀書,那「下場就更可想而知」了。

不錯,仲永是天縱奇才,「他該受好教育」,但,這個句子裏缺少了一個主詞,誰該出錢出力來教育他?他那白癡父親並不懂什麼「培養天才兒童的重要性」。而你,身為高官,眼看這孩子變鈍變笨,你只做了一件事,你「感傷」!唉,如果你有幾分「婦人之仁」,不管出錢出力,不管是你自己來教,或交官府特別費支應,仲永都不會留下千古憾事。說不定,我們俗稱的「唐宋大八家」,因為有人出面調教,又多了一位方仲永,因而湊成了「唐宋九大家」呢!

「我深感遺憾!」從你王安石到今天,做官的都很愛把這話掛在嘴上呢!

安石先生,希望你聽懂了我的話,並且──至少有一點點羞愧,你平生或者認為讓全體國民都平均吃飽很重要,這話沒錯,但讓所有的小孩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同樣重要。

我為你只會寫篇文章來傷悼而傷悼!

像王寵惠或林語堂那種人物是因碰到「洋牧師」「識人」並且「肯栽培人」才出頭的,如果碰上你,大概也只能端出「傷寵惠」或「傷語堂」的文章來了!

  

後記:

香港茶具文物館的捐贈人羅桂祥家族在十九世紀末也是梅縣一寒門,父親投奔馬來西亞一富有企業家余氏做帳房,余氏見其小兒聰慧勤懇,主張不可只讀到中學,乃出錢栽培他到大學,後來他也感恩圖報,效勞「父親老東家」的家族企業。終於,他自己也成為一個有見識、有器局、有仁心、且有藝術品味的「香港大企業家」,余氏比王安石可佩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