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必須挪用一個名詞作為本文的「關鍵詞」：貴族。國藩常戲稱自己是「貴族的品味，乞丐的錢包」（princely taste, pauper's salary），用以自嘲，因為他食衣住行都要選最貴重的，特別當他請客吃飯的時候。我記得他請我到一家中國餐館吃飯，一走進門老闆就親自來迎，吃完飯離開時連廚房裏的廚師都出來排隊相送，我不好意思看他出手給的小費是多少！西菜館更是如此，有一次他請我到一家頂級意大利餐館，吃的是（意大利）北方菜，那個排場令我有點尷尬，因為我衣冠不整，穿了一套舊西裝赴宴，相形之下，實在有點寒酸。國藩在神學院同事之間也享有美食家的盛名，然而他對我和劉紹銘—也是香港出生的廣東人—特別親切，兩個同鄉老友見面對飲，以廣東話交談，暢快之至，我還不夠格。如今紹銘也作古了，我怎不唏噓！

還記得有一次Tony（國藩的英文名字）在家請劉紹銘、張系國和我吃西餐，他親自下廚做海鮮湯，劉張二位老友感到口味不合，很難下嚥，我倒是囫圇吞下去了，離開時三人大笑，一方面感激他們夫婦的盛情招待，另一方面又說中西美食相較之下還是中菜合他們胃口。我自認不夠資格評論，因為我的品味最多也不過是「中下層階級」，連我都不能下嚥的菜太少了！然而Tony對我這個攀不上貴族的朋友卻處處照顧有加，從吃飯到學問，令我至今感激不盡。

在學問方面，國藩更是出類拔萃，他的專業出身是米爾頓的經典《失樂園》，他偶爾向我提起參加英國文學的年會，並提交論文，但從來沒有細說，我也不知如何問起，否則更暴露自己的無知。我倒是旁聽了他的一門理論課：詮釋（hermeneutics），因為當年我毫無基礎，所以聽得一知半解，多年後才悟出一番道理。我獲益最多的還是和他合教的高班課《紅樓夢》，上課時我們二人各居長方形的大桌對面，把這本名著一回一回的討論，兩人的着眼點不盡相同，我的讀法較為保守，偏向傳統紅學，國藩則從比較文學的立場提出嶄新的洞見。課完後不久，他就寫出一本詮釋性的書：《重讀紅樓夢：欲望與小說的構成》（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一九九七），見解獨特。

他翻譯的《西遊記》早已享譽學界。紹銘認為文筆絕佳，但過於典雅，因為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如孫悟空和豬八戒都不是貴族，這個譯本可貴之處在於註解，這是國藩功力之所在，他把它視為一個宗教文學的經典。後來他到中大講學，主題就圍繞着《西遊記》中的佛家和道家的典故，這是一般譯者做不到的；換言之，他的專業—宗教與文學—恰好訓練他翻譯《西遊記》，二者可謂「絕配」。加上他的家學淵源，自幼就聽祖父講《西遊記》孫悟空的故事，聰慧無比。多年後他獲美國芝大神學院錄取，記得他在申請書上說要當一個知識分子，最終做了學者。芝大神學院非常自由，他如魚得水。芝大各科系之間時有互動，於是爭相請他加入，令他忙得不可開交，把他的學術生命都獻給了這個第一流學府，不僅是講座教授，而且得過所有的榮譽和獎項，包括古根漢研究獎。然而可惜的是，他在太平洋彼岸的華人地區名氣仍然不足，只在專家學者圈內享譽甚隆。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嗚呼，國藩英才早逝，離世時才七十六歲！記得他最後一次回香港探親，特別請幾位在香港定居的芝大好友吃飯，完後殷殷告別，似乎他心裏早有預期。終其一生，他對朋友的忠心從未動搖過。作為他的友人之一，我把這篇小文獻給他，望他在天之靈笑納。

（作者為本刊顧問，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