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15-12-2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號
揭密者等於大話精? (曾瑞明)

  港大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後,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當晚召開記者會,違反保密協議,向公眾交代多名委員在會議上的言論。「思考方法大師」嘲馮是大話精,名導演更公開呼籲雇主「永別雇用」馮。其後,又有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片段曝光,港大發言人、甚至教育局局長都予以譴責。一連串事件,都令人想起「揭密」(Whistleblowing)這一個概念。到底什麼才算是「揭密」,在什麼時候「揭密」才是道德上容許,甚至在道德上是應該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愛德華.斯諾登之類的揭密者到底是英雄,還是叛徒?

 

標準理論與共謀理論

  學者Michael Davis在《揭密》("Whistleblowing")一文指出,標準理論(Standard Theory)認為只有當符合以下的條件,「揭密」在道德上是容許的﹕一、「揭密者」所屬機構對公眾作了相當嚴重的傷害。二、揭密者能夠識別傷害,並已匯報上級,但上級看來不會做任何有效阻止傷害的事。三、「揭密」者盡力訴諸所有內部程序解決問題,但仍無法阻止事情發生。

  如果「揭密者」有理由相信他發現的威脅存在,而揭密又可以避免傷害的話,那揭密更是道德上應該的。

  揭密往往運用於商業倫理的討論。如果我們把這一系列標準,運用到港大學生會會長的「所作所為」,也的確會有點麻煩。首先,在校委會大家似乎都是平起平坐的,沒有人是誰的「上司」。在大學架構內申訴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的話,是否可向公眾舉報?第二,校委會有沒有「傷害」公眾?它沒有導致傷亡,也沒有造成什麼財政損失。更重要的是,就算真有損失(陳文敏不能當副校長),也已成定局,不可阻止了。

  馮同學的聲明指出︰「最後,在過去半載,校委會屢次以『保密慣例』及『集體決定』為由,封鎖資訊,以致眾多真正關心香港大學的師生校友猶如蒙在鼓裏。為確保師生校友的知情權,我不得不如此行動。如果此舉被認為違反『保密慣例』,我願意接受批評,並感到抱歉。不過,我由衷希望校委會能開誠布公,接受師生校友之監察,以致未來不必再訴諸同樣的行為,以確保各位的知情權。謝謝。」

  「蒙在鼓裏」(即被欺騙)是不是一種傷害?確保大眾的「知情權」是不是好的理由?看來不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透過欺騙來避免他人受到傷害,比如欺騙一個長得不好看的朋友,說他樣貌端好,以讓他不受傷害。又如果知情權這一般性理由可以作辯解的話,那麼保密制也沒有任何意思。

  「揭密」的共謀理論(Complicity Theory)或能讓我們明白只談「傷害」的不足。根據這理論,我們要關心的,不只是有沒有傷害,還包括道德上的問題,例如不公義、欺騙。作為一個自願參與某團體的成員,如果你發現所屬團體即使合法(比如校委會在組成上以校外人士為主,當中少數具民意授權,但卻有「合法」權力去投票),但正在做一些道德上嚴重錯誤的事情,你就有可能要透過「揭密」去讓自己不成為共謀共犯。因為如果你不向公眾揭露,你其實也正在參與這道德上的錯事。揭密,不但是道德上容許的,甚至是必須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究竟馮同學的道德判斷有沒有錯。大學校委會有沒有在陳文敏副校長任命上作道德上錯的事?筆者在本文不多說。但至少,說馮是大話精的,也有責任在這點上提出理由支持校委會的做法在道德上沒有重大問題。至於會議內容懷疑被人偷錄並泄露是否推斷道德淪亡,也視乎校委會成員在會議當中言論是否符合道德,例如有沒有惡意中傷、誹謗失實。

 

忠誠?叛徒?

  揭發美國政府監控民眾電話及上網紀錄的斯諾登究竟是不是中情局的叛徒?一些評論人就說斯諾登既是愛國者,但也是叛徒。道理也不太複雜,一個人可以屬於某一組織,但也屬於更大的社群。我們「出賣」一個組織,但其實是為了公眾利益,而非個人私利。斯諾登就是想暴露中情局收集的資訊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第四條修正案訂明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的安全,不受無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權利。你可以說,斯諾登就是愛美國的憲法,才背叛組織。

  忠誠,在現代社會也是一個沒有絕對凌駕性的德性。我們重視對伴侶、家庭和朋友的忠誠,但也不是全無條件。首先,我們也不能為了忠誠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傷害別人或作不法的事。第二,我們也不能因為忠誠而扭曲對現實的理解。例如,我們不能因為對太太忠誠就把她視為全世界唯一聰明的人。對於國家的忠誠,也不應違背理性。比如自己的國家的文化很有價值,但也不能就此推崇為具有最高價值、天下無敵。如果我們因「忠誠」而導出這些錯誤信念,卻又「樂在其中」,法國哲學家沙特會稱之為「自欺」(bad faith)。

  現代的機構更難講忠誠。這是因為現代機構普遍都視其成員僅僅為工具,加上往往都只是合約關係,這叫其成員如何能大講忠誠呢?但偏偏,忠誠這道德語言卻常見於這些機構。原因當然是社會對個人的操控。個人良心要和忠誠對決,揭密者往往要和同屬機構內的同事朋友變成異類甚至敵人。代價不可說不大,這可令違背組織的「異端」大幅減少。

 憑良心做事,不一定正確,但卻是對自己真誠。現代社會有形形色色的法則和指引,去指導我們去做「正確」的事,但卻未必能說服到自己的內心,更多人只是從眾。「揭密」的討論,可說是觸及到我們作為「個人」,如何看組織、看約定、看什麼是善。如果簡化說「揭密者」就是大話精、是叛徒,或把揭密等同道德淪亡,那不像是作道德思考或判斷,而只是自欺欺人。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