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16-4-30
二〇一六年五月號
思考暴力 (曾瑞明)

年初一發生的警民衝突,是否宣告香港已進入暴力時代,「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已壽終正寢?不過,香港人一向崇尚和平,各界都譴責旺角騷亂中的暴力行為,但同時提醒我們香港其實充滿制度暴力︰不民主的議會、傾斜商界的政府、無需向港人負責的特首……那麼,為什麼暴力不可作為爭取正義的手段?
筆者並不崇尚暴力,一直相信道德上人人平等,都有其價值。人和人之間的紛爭,該用理性商討處理。但當面對不合理的欺壓時,很少人會是絕對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似乎不是一般人的能耐,甚至並不可取,因為這往往變成縱容,甚至合理化不公義。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暴力是否可以理解?不盲目歌頌暴力,或者道德潔癖,小心地分析暴力在我們社會的特質,在今天香港尤其重要。


暴力的使用
社會學祖師韋伯就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指出國家是暴力的壟斷者。意思是其權力如合法的話,一個社會只應由國家的政府使用暴力,只有警察、軍隊才可合法地使用暴力。這是現代國家的特質,也讓一切私鬥為法律所禁止。
如果政府有合法性,人們也會接受國家暴力的使用,比如用來維持社會秩序和安寧,這基本上也是大眾對警察功能的理解。然而,一旦政府的合法性受質疑,人們就很自然問這國家和政府可以壟斷暴力嗎?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國家可合法使用暴力是否等同道德上的絕對可接受?不過,的確不少人受這看法影響,覺得警察使用武力是理所當然的,卻忽略了暴力是否必須,暴力是否合符比例的問題。
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她一篇文章《對暴力的反思》指出暴力和權力的關係。權力是命令和被命令的關係。我願意聽政府指揮,比如準時交稅,這就彰顯政府的權力使用。一旦人們對這種權力使用失去認同,這政權運用暴力也就失去依據。不過,這種政權往往卻會利用更大的暴力去維持其統治,人們未必逆來順受的話,也會起來反抗,這也是暴政催生暴力的意思。當暴力出現時,也揭示出不公義的存在。也許如阿倫特引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所言:「讓溫和的聲音能被聽到,有時候需要暴力。」
不過,阿倫特在此指出了暴力並不是孤懸地出現,用暴力來挑戰不公義的政權也不是唯一的道路。道理很簡單,權力的使用除了運用暴力外,還要靠人們心目中的合法性。這合法性卻是意識形態上的事,是要改變人們的內心和看法才成。教育、辯論、思考等重要工作,卻是暴力無可置喙的。勇武對決「和理非」的所謂對立,其實不是假議題,就好像提問在一場戰爭裏,該用腦還是用手一樣。


暴力的危險
暴力的危險是其快速、顯明。意思並不一定是它能最快打倒不義的政權。相反,論使用暴力的能耐,政權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暴力只不過是令到人們感覺到現況改變,感覺到有種衝擊感,阿倫特一針見血地指出,暴力的魔力,就是能令社會迅速地變得暴力起來。
阿倫特指出公共生活愈來愈變得官僚化,會令暴力變得更有吸引力。語言偽術、虛文程序,只令人們覺得沒有人可以一起協商議事,每個人都感到無力、無自由。這種感覺很明顯存在香港人的心靈之中。這也當然是一種社群的瓦解,代議政制失效、議會和大眾脫軌,人們互相攻訐,對議事討論愈來愈不耐煩,也愈來愈麻木不仁……暴力如果說是一種解決方法,倒不如說是我們面對的問題的病徵。暴力一旦使用,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令作為手段的它成為焦點,令目標失焦。它也會招引更多暴力來回應暴力,因為它招引仇恨、憤怒。暴力作為自衛,甘地都認為沒有問題,但是他提醒我們要迅速回到非暴力之軌,甚至要不憤怒。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必然是回到人們的內心,他們能看到目標,看到壓迫者的不義,而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這當然取決於政治領袖有沒有這種能量和修為,帶領群眾去看到希望和彼此的共同性。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C. Nussbaum)在洛克講座中分析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如何利用非暴力與暴力的手段來達至最大的理想,一以貫之地為了整個國家的將來和善。報復、憤怒只是暫時性的。即使曼德拉被嘲笑太寬容,甚至太懦弱,他仍堅持克服敵我之分,感動對手、了解對手︰他向來監獄探訪他的律師逐一介紹獄卒,在他心中每個人都有名有姓,有自己的故事。甚至,他對司法部長科比.庫切示好,此人也做了不少震壓和殘酷之事,但曼德拉仍和來醫院探訪自己的部長有說有笑,互相聆聽。這樣做今天會評為做「秀」,但作為領袖,卻樹立了人們行為的楷模,讓人們可以學習、模仿,擺脫以眼還眼的無盡深淵。
當然,這種手法並不是絕對的,端賴你身處的脈絡,端賴你的對手是誰,也在於你有沒有強化自己,得到廣義的權力(而不僅僅是武力和暴力)。我們的對手是誰?是希特勒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還是受制度扭曲、限制的普通人?曼德拉也不會幼稚到說要用和平非暴力對待希魔,非暴力成功與否,很視乎政治判斷和集體認知。不過,如果我們對這種故事沒一點感動和嚮往,或者反映爭取公義已變成一種傲慢或者抽象的競逐,而非對具體的人的解放。使用暴力似乎並不是存在主義式的一種個人存在的抉擇那麼簡單——它牽繫我們這個社群的政治面貌,我們要背負整個社群的命運和重量來判斷它的使用、它的節制、它的意義。可惜,我們的教育和主流從來不正視暴力是什麼的問題,往往只用權力將它壓制,但這卻是更大的暴力。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