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是胡適一百二十五歲誕辰紀念，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了一場為期兩天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了大陸、港台及海外各地研究胡適和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專家學者六十人會聚一堂，來緬懷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路人與奠基者。
回首一九五四年，胡適被周揚定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最不可調和的敵人」，六十二年之後，居然又被請回了他所摯愛的北大，與會學者都感到一定的欣慰。從一九五○年代初期的胡適思想批判，到七十年代晚期胡適研究的漸次開放，以至今年在北大舉行研討會和「胡適與北大」的展覽，其間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這次讓胡適的「幽靈」回到北大，更有一定象徵意義。
熱熱鬧鬧的研討會，設計精美的展覽不免給一般人一種錯覺，以為胡適思想已完全開放而胡適研究已無禁區和底線。但只要對胡適研究稍有涉獵的人一定都了解，胡適是近現代人物研究中，禁區最多，底線最高的一個人。這個禁區究竟是什麼？底線在哪裏？當道從來沒有明白的指出過。這條看似清楚，而實際模糊的底線，是碰觸不得的。正因為這條底線在顯隱之間，每個與會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觸，結果在胡適研究的領域裏，形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種戒約：「反共」固然不能談，「批胡」也不宜提。在這兩大前提下，舉凡與共產黨官方歷史抵觸的大小事件都在刪禁之列。胡適對西安事變洞徹先機的分析及斯大林策略之下，中共藉抗戰之名，行坐大之實的歷史都從論文中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