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19-1-29
二〇一九年二月號
「文化大革命」中的心靈大分裂──《我的心靈史》第五章(劉再復)

如果說,我的心靈在大學期間是「小分裂」,在勞動改造時期是「中分裂」,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則是大分裂。

從一九六六年,我在廣播電台裏一遍一遍聽到「五.一六通知」後,心靈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震顫。一場大革命開始了,我意識到,我原來所尊敬的、所崇拜的老革命幹部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原來所嚮往所追隨的哲學家、文學家們就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時,我已從江西「四清前線」回到北京,在單身漢宿舍(學部大院八號樓)裏,我聽了廣播之後,明白我們從南方趕回北方,就是為了參加這一場向走資派和反動權威開戰的政治大革命。

從五月十六日開始,我所在的哲學社會科學部,天天都不平靜,從早到晚,都充滿渲囂、吶喊聲,或慶祝「最高指示」的頒布,或開批判會,都有鑼鼓聲伴隨着,非常熱鬧。有時是住在大院裏的研究所隊伍押着剛揪出的「黑幫分子」走出大街;有時是院外的研究所革命群眾隊伍押着帶高帽的反動權威和走資派來到大院席棚裏召開批鬥大會,反正不管是出還是進,都是鑼鼓喧天,呼喊不斷。

「五.一六」通知發出幾天之後,也是我們抵達北京的第二天,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第一次批鬥「黑黨委」的大會,批鬥的對象是學部的黨委書記關山復和副主任楊述等等。我在台下坐着,嚇得渾身是汗。以往只知道關山復是我們的領導人,滿族人。平常很難見到。這回卻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帶着高帽,顫巍巍地站在台上。當哲學所的造反派宣布他的罪行時說他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裏,他辯護了一句,說他的出身是「小地主」,而非「大地主」。我那時禁不住滾下一滴眼淚,覺得我們的書記太可憐了,大小地主有什麼差別?反正都是「四類分子」、 階級敵人。那個時候,我完全想不通,為什麼共產黨要把自己的精英這樣揪出來「示眾」,那些天,我老是想到魯迅「示眾」的概念,但是台下還是跟着呼喊「打到關山復」、「打倒黑黨委」的口號。心裏想不通,手卻跟着大家舉上舉下,一天舉了數十次。那時,我第一次感到心與手的分裂。舉手並非心願,只是隨大流。

何其芳與人性論

這是運動的第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這一天的下午三點,我的驚魂未定,《新建設》黨支部找了我,說:「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要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明天文學研究所要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兼『走資派』何其芳,你就代表我們編輯部去發言。」我答應後就退回宿舍匆匆寫了發言稿,還擬定了一個標題:「何其芳人性論批判」。到了文學所,主持人說發言者已排滿,我交發言稿就可以了。在批鬥會的間隙裏,我遇到《光明日報》的資深編者喬福山先生,他很和藹。我便問他,此文是否可以在報上發表。他立即答應,可是過後未見《光明》刊登。雖未刊登,我卻一直感謝他。否則人生的污點就更大。雖未見報,但我一直愧疚在心裏,像祥林嫂一樣,對朋友總是提起此事。一九七四年鄧小平重新被啟用,他讓胡喬木籌備一個與《紅旗》抗衡的刊物,起名《思想戰線》,以原《新建設》的編輯部人員為班底,組成新的編輯部。(還調來好幾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我當時被委任為五人籌備小組成員,根據當時流行的「老中青」三結合的班子模式,我屬於「青年」代表,主編是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組長林修德。具體的許多事都交給我做。我恨透了「四人幫」與極左路線,因此辦事格外積極。胡繩讓我們向何其芳組稿時,我自告奮勇,去找了何其芳。見面時我說:「我在文革的第二天就去文學所參加批鬥您的會,還準備了一份批判您的人性論的發言稿。」他笑着說:「我記不得這件事了。早過去了,你不要掛在心裏,好好辦你們的《思想戰線》吧。我會為你們寫一篇談論《水滸》的文章。」兩個星期後我去向他取稿時,他很興奮地對我說,這幾天我愈寫愈有勁,一個思想接一個思想,竟寫了將近兩萬字。我也為此而興奮不已,連說「謝謝」。他還說,毛主席是從政治上說《水滸》,我們要從學術上說《水滸》。三四十年來,我之所以總是嘮叨着何其芳的名字,還和我的心靈歷程有關。我從高中大量閱讀文學作品之後,就明白文學的基點乃是「人性」,從理念上說,唯有「人性論」才是文學可依據的論點。儘管我一生都崇尚魯迅,儘管我至今還覺得魯迅和梁實秋關於階級論與人性論的論戰,各自都有其道理。魯迅強調「階級性」。世上確有統治者階層與被統治者階層的矛盾,此矛盾也將永遠存在,永遠不會消失。階級性確實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性範疇大於階級性範疇。就人性的共相而言,階級性與宗教性、生物性、文化性等等,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人性比共性複雜得多,它還包括每一個體的個性、自性、悟性等等。人性太豐富,太複雜,太多可能性。此一瞬間,他可能是個聖人、偉人、超人,彼一瞬間,他則可能變為庸人、蠢人、妄人。不同階級的人會發生鬥爭,但在特殊的環境中也會反思甚至會相戀、相愛,魯迅所說的林妹妹(林黛玉)絕不會愛上賈府裏的焦大,即貴族階級的千金小姐絕對不會愛底層階級的奴僕,其實未必。許多宰相的女兒拋繡球選親的時候就把繡球投給窮書生,甚至窮乞丐,我從小就看了名為《呂蒙正》的戲,說的正是這種超階級的戀事。長大後讀書,更明白有「賣油郎獨佔花魁」,漂亮的才女就看中了沒有社會地位的「賣油郎」。高中讀莎士比亞,對於貴族小姐苔絲德蒙娜愛上黑人奧賽羅,我並不覺得唐突。到北京後,人們爭讀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我也判定其故事中所展示的人性是真實的。一個貴族女主人,因丈夫沒有性能力而愛上自家的年青工人,兩人共同享受生命與生活,這完全可能。所以,魯迅的論斷也有其片面性。我對「人性論」的理解與接受比同輩人更早也更強烈,可是我在「文革」之始就進入對「人性論」的批判,這完全是一種心靈背叛,即心靈分裂。我到文學所去批判何其芳說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行程中,我一開始就心靈分裂了,這種分裂貫穿十年。外邊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社會大分裂,而我內心是政治司令部與文學司令部的大分裂,是知和行的大分裂,是認知與行為的大分裂。

令我當街痛哭的大事

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我還屬於絕對盲從。進行幾個月之後,有一件大事使我當街痛哭。那是劉少奇被「揪」出來之後,為了證明他是叛徒頭子,就製造了一個六十一人叛徒奇案。即一九三一年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壞而六十一名共產黨重要幹部被捕入獄,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經黨組織批准,這六十一人皆可作「假自首」而出獄,以保存黨的有生力量。明明是黨組織的救援行為,「文革」卻賴賬,說是叛變行為。結果把這六十一名高級幹部全部定位叛徒揪來批鬥。那一天,我徒步到東單購買小報,看許多人正在圍觀一個「報欄」,我也湊上去觀看,結果看到一張戰報,那是六十一人的頭像,其中有薄一波等人的頭像。每一個人都是我熟悉與崇敬的高級幹部,每一個人的脖子上都掛着一條將被勒死的繩索。我看了之後竟忍不住大哭起來,當街大哭,許多原來正在觀賞六十一人照片的人也把臉轉向我來。我也邊哭邊說:「我不理解,我不能理解。」沒想到,那時有個瘦高個的老人走過來,問我是什麼單位的?我看他面善,語氣溫和,就告訴他:「我是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新學生,在《新建設》工作。」邊上有人告訴我,這個老人就是范文瀾。原來他就是我敬愛的范老,我真想向他傾吐,可他已走遠了。到了哲學社會科學部不久,老同事就告訴我,范文瀾先生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央委員,他每年在毛主席生日時都要紀念,請所裏的年輕朋友吃壽麵。他告訴年輕的學生要耐得住寂寞,千萬不要趕時髦,說:「豬肉不怕十年冷,文章切記一句空。」我記住了。沒想到,我是在這樣一個時刻與他相逢,我真想告訴他,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如此自毀長城。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我怎能坐冷板凳,怎能專心從事研究。一切都顛倒了,這段歷史該怎麼寫,我該怎麼做人?我完全無法接受文化大革命這種踐踏老革命、老學者的行為,而我又要天天去表忠心表支持,這種人格分裂、心靈分裂的日子該怎麼過?!

階級關係是「亂倫」關係

日子該怎麼過?每一天除了觀看大字報,參加批鬥會之外,就是上街買小報。早餐本該吃三根油條,我只吃一根,省下來的錢就去買兩樣東西,一是毛主席像章;二是小報。《新北大》,從第一期到最後一期,我都買齊了。文革結束時,我的心靈已破碎不堪,但小報一份一份卻是完整的。其中《討瞿戰報》(即批判「大叛徒」瞿秋白的專題戰報,我也是一期不漏)。瞿秋白被殺害於我家鄉福建長汀,因他和魯迅是摯友,所以我更是念念不忘他的名字,他在臨終之前所寫的《多餘的話》,很真實很坦白,他有自知之明,覺得自己根本不是政治料子,卻充當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道道地地的誠實耿介的文人,卻要擔任重要的政治職務,這就如同叫狗拉犁,所以他曾使用筆名「犬耕」。對於這樣一個耿直的文弱書生,《討瞿戰報》卻用最惡毒的語言加以攻擊、詆蔑、中傷。我買下每一張小報,都要自言自語地說:對瞿秋白也如此鞭屍。對魯迅的知己如此鞭屍,如果魯迅在世,他恐怕也逃不過被聲討的命運。 

尤其讓我「不可終日」的是文化大革命除了批鬥之外,還天天通過社論、指示、講話鼓吹一套格外激進的意識形態,例如「階級鬥爭」、「基本路線」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親不親,階級分」,總的意思是說一切關係都是階級關係,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師生、朋友等一切關係都是階級關係,這是一種真正的「亂倫」關係。這種意識形態,其宣傳的宗旨是叫我們「六親不認」,即去除一切人間情感,去除一切個人之愛。因為宣傳得太離譜,我實在受不了。後來還得唱歌,我不這麼想,口裏還得唱出歌聲,心靈自然就更分裂。有一次,我在家裏無意識唱着「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正在洗衣服的媽媽聽見了,她很老實,從小不干預我的行為,這回她認真了,就問:「再復,你剛才唱什麼?說娘親不是最親,那我問你,你是誰養大的,養你的人不是最親的人?」我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說:「我不過是隨便哼哼,現在誰都這樣唱,我也跟着唱。」其實,我雖然和母親爭辯,心裏卻同意她的意見。在母親質疑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正是「心口不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變成「心口不一」的人了,這是多麼可怕的變質。也許因為有這種體驗,所以後來(已是二十一世紀)聽說在四川又大唱紅歌,全國許多地方也跟着唱,我就不以為然,自然地懷疑他們到底是口唱還是心唱。有些人肯定是心口不一。

作為一個「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最後意識到,自己已不是一個「完整人」,而是一個「分裂人」。天天聽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而我自己先被破了人格的完整,至於「立」了什麼,我不明白,過去不明白,現在也不明白。

學習雷鋒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那一年十二月(「四人幫」被揪出來之後不久),社會科學院在歷史所小禮堂召開一個老專家老學者座談會。我是應邀參加的幾個年青學者之一。會議由于光遠副院長主持。他說:「我們應怎樣界定『四人幫』?今天可以討論一下。我覺得有兩個概念可以考慮使用,一個是『社會法西斯』,一個是『封建法西斯』,那個更準確,可以討論一下。」他講話後,老學者紛紛控訴「四人幫」。呂叔湘、夏鼐、吳世昌等先生的發言,讓我永遠難忘。吳世昌先生說,「四人幫」提出要批倒批臭「封資修名洋古」,這六個字天網恢恢,誰也跑不掉。誰能逃脫這六字中的一個字?我與封、資、修無關,但沾上名、洋、古。我明明想不通,但還得天天表態說文化大革命光榮、正確、偉大,想的是一套,說的是另一套,人格充分分裂了,可是誰能不分裂?吳先生性情坦率,說的全是真話,也全說到我的心裏。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壓下,我沒有完整人格了。

文化大革命讓我心靈徹底分裂的是學雷鋒運動。雷鋒肯定是個好人。至今我還相信他是好人好士兵。但是,國家大規模倡導向雷鋒學習,卻使我十分為難。因為我的心靈是一顆文學心靈,這種心靈乃是重個性,重自性,在觀念上追求「不同」,而雷鋒的心靈乃是一種政治心靈,這種心性重黨性,重群體性,在觀念上重「認同」。認同什麼?雷鋒的認同非常絕對,非常單純,非常統一,就是認同最高領袖和他的「最高指示」。平心而論,林彪關於學雷鋒的題詞,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倒是擊中要害,抓到雷鋒的真髓與真諦。經各種層面的解說,又把雷鋒濃縮為兩個意象:一是做「螺絲釘」;二是做「老黃牛」。更要命的是工宣隊、軍宣隊進駐社會科學院後全院實行「早請示、晚彙報」制度,請示什麼和彙報什麼呢?其中一個重大項目就是彙報學習雷鋒的心得。這樣,我就完全分裂了:內心的文學要求尚未死滅,個人的性情還是求其不同,連讀《共產黨宣言》,我都想說一點自己獨到的體會,而表態時則是一百個「認同」:認同天天講階級鬥爭,認同天天講基本路線,甚至認同文學藝術只能遵循集體主義,只能絕對遵循黨性、階級性。正是在學習雷鋒的運動中,我感悟到自己不可以擁有自己的心靈。在專制主義的條件下,個人只能像雷鋒那樣,絕對服從組織,充當革命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充當拖拉革命犁耙的老黃牛,沒有自己的生命,沒有自己的思想。由於我讀書一貫都很認真,所以學習雷鋒時也特別用功,也努力去想去做,結果就在這個學習運動中,我又感悟到另一個重要道理,即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都應當國有化,心靈也應當國有化。學習雷鋒就是應當把心靈黨化、國家化、國有化。沒有想到,我的這種認識得到軍宣隊的表揚,說我學習雷鋒後進步很大。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出國後第五個年頭。我到台灣參加「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會間,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先生來看我。一見面他就開門見山地說:「再復兄,你看毛主席說的全對了吧!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我就不明白你為什麼老講主體性,主體性不是個人主義嗎?與個人主義有什麼區別?個人主義有什麼好?集體主義有什麼不好?」我知道要和映真兄好好討論這些問題,非扯上一個星期不可,不必認真辯論,所以簡單地回答他:「映真兄,你講的是政治話語,我不爭辯。如果你講的是文學話語,那就完全錯了。文學不能沒有個性,不能沒有個人。你說集體主義有什麼不好。我說,文學是充分個人化的精神活動,一進入集體的框架,那就得把作家『組織』起來,把文學國有化,把精神計劃化,那就沒有文學了」。

林彪的兩面派

「向雷鋒同志學習」,原是一九六三年毛澤東的題詞。到了文革時期由於林彪的再題詞,學習雷鋒又掀起新的熱潮。這種學習熱潮對於沒有思想的人也許沒有什麼,而對於喜歡思想又天生具有個性追求的人,實在很痛苦。在此熱潮之前,我要生存,所以就跟着時尚唱盡雷鋒的頌歌,千百次地表態要向雷鋒學習,要當好老黃牛與螺絲釘。然而,我又不滿足於平庸地生存,我是個生命存在,想追求存在的意義,因此又不甘心充當螺絲釘與老黃牛。這種矛盾與衝突,愈來愈明顯,以致連自己也感覺到,已經喪失往日的天真和完整的人格,表裏不一,身心不一,知行不一。

從自己切身的體驗中。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即專制不僅使人「冷潮」,而且使人「分裂」,政治上的獨裁勢必造成大量分裂人的產生。因此,到了林彪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家驚動不已,我雖也未曾料到,但心裏卻明白:林彪似的偽道德,人人皆有。一方面把領袖捧到天上,另一方面則根本格格不入。林彪一面把對毛澤東的歌頌調子唱得最高,另一方面又想把領袖置諸死地。他不過是分裂的程度比一般人更為露骨罷了。「文革」這種政治高壓與政治獨裁嚴重地破壞中國的國民性,嚴重地破壞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心靈。從上到下,無人可以逃遁。以林彪為鏡子,我想到自己也是分裂人,只不過是大分裂與小分裂人之差而已。

我意識到自己心靈的分裂,但是也明白,自己並非政治上那種兩面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兩面派太多了。後來的歷史實踐證明,最大的政治上的兩面派恰恰是我們天天為之祝福的「林副統帥」。連他都無法以完整的人格生活,更何況平民百姓。林彪的事件震撼了每一個中國人,但從林彪身上,各人有各人的總結。有人從正義與邪惡的角度說他一貫代表邪惡,從井岡山開始就反對革命路線,連平型關戰役的功勞也給予抹煞。這種總結法不僅歪曲個人,也歪曲歷史,難以讓人信服。也有人從批判他的「克己復禮」的儒家教條入手,說他的陰謀來自中國傳統文化,這也是東拉西扯的胡說。實際上,林彪原先也是真誠的,但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他也只能言行不一了。這就說明,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人文環境對於個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方向確實起着巨大的作用。許多悲劇,從表面上看是個人的悲劇,但從實質上是制度的悲劇。好制度可以把壞人變好人,即把鬼變成人。壞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把人變成鬼。林彪的悲劇,有其個人原因,但也有其制度原因。個人的極權專制壓得他人格破碎,導致他的悲劇發生。

我知道,我的心靈分裂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分裂,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分裂,也是個體精神層面上的分裂。二者的區別在於,政治意義上的分裂乃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策略,它並非內心的掙扎。而文化意義上的分裂,則是個人內心的矛盾。但相同處是二者都有偽裝,個人心靈的分裂之所以可怕,就在於它也不得不裝出另一副面孔,這種面孔發展下去,當然也會落入投機者的黑暗深淵。出國之後,我因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心靈分裂,在《人論二十五種》中特別寫了一節〈論分裂人〉,劃清分裂心靈與兩面派的界線,也給分裂心靈敲下警鐘。慶幸的是自己沒有在政治上掉入虛偽的陷阱。在〈論分裂人〉中,我寫道:

分裂人並不是現實社會中那種簡單的兩面人,即兩副面孔或多副面孔應付社會的人。這種人的兩面是適應社會的技巧和策略。所謂兩面,就是一面好,一面壞;一面善,一面惡;一面真,一面假,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judgement of values),而分裂人的「分裂」,不是價值判斷,它是一種內心的衝突(inner conflict)。一種精神世界的內在圖景。兩面人沒有這種圖景,沒有對世界深刻的感悟,在他們的靈魂世界中並沒有文化意義的衝突和對話,自然也沒有現代人的精神特徵。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