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19-2-28
二〇一九年三月號
創傷療治和心靈飛揚──《我的心靈史》第六、七章(劉再復)

第六章

心靈創傷的國家療治

我的心靈分裂症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得到一次療治,那是國家藥方的療治。

一九七六年十月,共和國清除了「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清除四人幫鬥爭的勝利,不僅挽救了國家,也挽救了我個人。

「四人幫」的窮凶極惡,是他們以最激進的面目,把國家推向天天從事「階級鬥爭」的深淵。其名義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這個荒謬的總綱之下,不僅社會上充滿烽火硝煙,而且整個思想文化體系也都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而旋轉。於是,中國真的變成一部「絞肉機」,每一生命個體,都不過是提供給這部可怕機器吞食的肉塊。一個國家荒謬到這個地步,改革的思潮就不能不到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趕上改革的大潮。改革的結果,是使中國社會去除了無謂的「爭鬥」、緊張和恐懼;於是,八十年代呈現出寬容、寬厚、寬鬆的氛圍(「三寬」是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的語言)。這種氛圍,這種澄明的空氣,正是療治心靈分裂的最好藥方。

在這種氛圍中,我不再需要任何裝潢門面的東西了。「不需要面具」,這是多麼巨大的社會進步,多麼巨大的生存快樂。八十年代裏,我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那時候,我心中一直記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黨委書記關山復講述他在「文革」時最大的內心苦悶是:「由衷之言不能說,非由衷之言則必須說。」(關山復和劉導生等領導人在「文革」後期,被放在《新建設》的「小單位」上,我親自聽到他如此說)。關先生的大苦悶正是心靈分裂的苦悶,這是時代性的共同苦悶,也可以說是時代性的心痛。到了八十年代,寬鬆的空氣讓我可以說由衷之言,不說非由衷之言,所以心痛就自然地消解了。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大約六年的時間裏,全國各階層的人們悄悄地展開一場心靈療傷的過程,這六年,可以說是我的療傷歲月。療治我心靈分裂症的是兩種藥方,一是國家藥方;二是個人藥方,即文學藥方。

與共和國的「蜜月期」

那段歲月,我覺得自己的心靈與國家完全一致,高度一致。那是我與共和國的關係「蜜月期」,那時,國家所講的話,都是我想講的話。鄧小平、胡耀邦的話,句句像雨點落在我乾旱的心裏。那些時日,國家的一切措施,國家所發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在療治我的傷痕。

那段歲月裏,首先是發生「打倒四人幫」的重大事件,完全出於我的意料,然而一旦成為事實而且公布之後,我卻進入人生的一場狂喜。那一瞬間,我重讀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漫卷詩書喜欲狂」,立即領悟它的詩意了。喜可以抵達「狂」的程度,我也有幸體驗到了。杜甫當時為國家發生的一件大事而「喜欲狂」,而我也為國家清除四個毒瘤而「喜欲狂」。真的,我從未因為國家發生的變動高興得這麼熱烈,這麼真誠,這麼久。那個時期,我傾聽國家領導人、《人民日報》社論、中央廣播電台的每一句話,覺得句句都是療治我心靈傷痕的藥方。

我印象最深的是鄧小平在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他說我們要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對於我,這便是平地一聲雷。我剛聽到時,不敢相信,以為自己在做夢。然而,我聽了一遍又一遍,包括同事們的重說與傳達。是真的,我們的國家要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生活了,我們的共和國,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活重心要從階級鬥爭轉向和平建設了。這是何等英明的決定!這是何等偉大的變動!小平同志說要「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他說的這句話,才真的一句頂一萬句,一句頂一百萬句。小平同志,您好!您太了不起了。您敢於作這樣的變動與轉移!在我有限的知識系統裏,我知道這種變動的分量有多重,實施有多艱難。這樣大的變動,本來是需要戰爭,需要流血的!但是沒有戰爭,沒有流血,您太了不起了。您為了人民,不怕被扣上「修正主義」的大帽子,不怕被重新推入地獄。這地獄,我不入誰來入?!是的,中國人民需要有這種膽魄非常的偉大兒子。我在對鄧小平講話的思索中,覺得一種對國家的熱愛從內心深處升起,而一種對於個人的信心也在內心燃燒,我覺得自己的心靈恢復了完整。我整個心靈都在為國家歡呼,都在為國家的新生而充滿喜悅地跳動。是的,是整個心靈。絕對沒有先前的那種表裏不一。

除了鄧小平之外,胡耀邦的每一次講話,也都在為我療治創傷。我本來是一個遠離政治,不喜歡政治的人,可是,在那個歷史時節裏,我把耳朵豎得高高,像一隻兔子,哪裏有胡總書記講話,我就趕到那裏。有一回,我竟然聽他講:「我們不僅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還要否定反右派運動。我們要為五十萬『右派分子』平反。」他還說:「我決定這麼做了,反正千秋功罪,自有人評說。」記得那時他兼任中央組織部長,說的話,一言九鼎,一句千鈞!那一瞬間,我再一次感受到九雷轟頂,再一次懷疑自己的耳朵,再一次以為自己在做夢。「千秋功罪,自有人評說」,我願意當一個永遠「評說人」,而且此時此刻就評說:太正確!太了不起了。這是一個嚴肅的黨,這是一個嚴肅的國家,這是一個嚴肅的偉大領導人!敢於正視自己的歷史錯誤,敢於糾正像「反右運動」這樣的歷史錯誤。胡總書記,我愛您,我敬您,您代表着黨和國家殘存的「仁愛」,我要和您一起承擔過去的錯誤,也將和您一起,承擔之前之後的所有道德責任。在聽完胡耀邦的講話之後的那一個夜晚,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我覺得是到了我為國家獻身的時刻了。我願意為國家犧牲,願意為國家端正路線、修正錯誤去犧牲,可是國家很穩定,並不需要我的激烈情懷。儘管不需要,但我的心靈強烈地跳動着,空前活潑,我聽到自己的心靈「泊泊」燃燒的聲音。我知道,這是我心靈的裂痕消失的聲音。面對國家的偉大改革事業,我和它保持一致還來不及呢,哪有分裂的可能!

那段歲月,國家召開一次又一次的會議採取了一項接一項的措施。鄧小平在科學院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他批評文化大革命是「褻瀆聖人」。接着又知道「人民公社」取消了,三面紅旗不再強制人們去支撐。中國的大門隨之打開了,鄧小平訪美,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奔赴西方深造,一切一切,都化作「國家藥方」,時時都在療治我的心靈。一九八四年我的愛國熱情上升到沸騰點,在日本訪問時,我用半個小時,寫下了謳歌祖國的散文詩:

〈我愛我的溫柔的土地〉

我愛我生活着的土地,被陽光所照明的、比任何一個星球都要溫柔的土地。這裏有家園的溫馨和鄉間的音樂,有智慧的光華與詩意的愛情,有含苞的憧憬和開放的信念。我相信呼吸在這地上的許許多多同伴,都有善良和正直,都在心靈裏珍藏着閃光的寶石頭。

我愛我生活着的祖國的土地,被長江與黃河的乳汁潤澤得更加溫柔的土地。這裏有過洪水,但也有制服洪水的大禹;這裏有過專制的王冠,但也有踏着蒺藜去搗毀王冠的英雄豪傑;這裏有過鴉片,但也有燒毀鴉片的氣壯山河的大火;這裏有過吃人的筵席,但也有推翻這筵席的、不惜用鮮血浸染紅旗的大群的猛士。我相信這土地上的許許多多同胞是勇敢的。

我生活着,注視着我的溫柔的土地,去尋找心靈的寶石和珍珠─在別人心上,也在自己心上。

我願意為他和她獻身,當我發現寶石,比我的生命還要寶貴的時候;

我願意為他和她犧牲,當我發現珍珠,比我的生命還有價值的時候;

我願意毀滅,當我所摯愛的溫柔的寶石為她鋪築道路的時候。

寫自己的傷痕

療治我心靈分裂症,除了「國家藥方」之外,還有「個人藥方」,這就是文學藥方。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是傷痕文學。所有正直的作家都在展示以往歲月給中國人民心中留下的傷痕。我以空前的熱情閱讀這個時期的作品,從劉心武的《班主任》一直到盧新華的《傷痕》以及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當時每一部作品都讓我產生共鳴,常常讓我讀得熱淚盈眶。那段歲月,我除了從事魯迅研究之外,還常有創作的衝動,我私自想:作家們都在寫「傷痕文學」,那是國家與人民的傷痕。而我應當寫寫自己的傷痕,也可以說是自我的療傷文學。我想,唯有療好自己的傷痕,才有資格面對時代的傷痕。於是,我寫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詩,面對的全是自己,即以往自己心靈的荒疏、失落與分裂。首先,我承認自己的心靈失落過:

〈真的,我曾失落過心〉

真的,我曾失落過心,和我的許多同齡人一起,失落過。

我曾失落過心,在那雨橫風狂的歲月,在那理性哭泣的時辰。

當那最寶貴的東西失落的時候,我像一隻失去槳和帆的小船,在大海的狂濤中沉浮。大地、白雲、星空,一切大自然的位置都在我眼中顛倒,傾斜,一切文明的大建築都在我面前崩塌。

我彷彿回到了遠古,置身於洪荒,與猿群一起在野蠻中掙扎。我的軀殼只負載着一個精神荒涼的世界,在這世界裏,愛情的故事,今天與明天的信念,今人與古人的詩歌、音樂,還有那一切積澱於腦中的人的溫熱,都被我視為邪惡,我向它們宣戰。那時我似乎是個戰士,然而胸中是空蕩蕩的,日子是蒼白的。

真的,我失落過心,我記得心從軀殼掙脫出去的歲月。因為我記得,所以我的心復活了。正是為了讓心和春天一起在胸脯中復歸,我才寫着這些真實的詩,日夜不停。

接着,我又寫了一系列具有「懺悔意識」的作品,雖然較為簡單,但分擔道德責任的情感卻是真實的。例如:

〈假如我設置一個地獄〉

假如我設置一個地獄,那我將首先放進我自己。

當我剛剛踏進生活,生活就欺騙了我,而我也迎合了荒唐的生活。

在那動盪的日子,我的靈魂隨風飄蕩,我的軀殼隨人奔波。搖擺着軟弱的手和軟弱的頭,扭曲了書生正直的性格,高喊着空洞的口號,助長着母親的苦痛,大地的貧窮,人性的懶惰。使歡笑更少,眼淚更多。

我知道我的荒唐僅僅由於幼稚—馬克思最能原諒的弱點。但在那個古怪的年代裏,地上充滿着古怪的戰爭。幼稚變成古怪的炮灰。幼稚也給仁慈的母親造成了傷口。

我不寬恕自己,但也不再把自己凌辱。我把幼稚放在自己設置的地獄裏,在自己製造的地火與岩漿中煎烤,讓幼稚在煎烤中成熟,讓靈魂在冶煉中昇華,並找到切實的天堂—為人類的富足、歡笑而獻身的地方。

我的反省,不僅從七十年代末延續到八十年代初,而且延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那時雖然已經當上文學研究所所長,但從裏到外,都沒有「所長相」,也就是說,官職官位並不影響我的反省與療傷,我在一九八七(擔任「所長」的第四年)寫下〈尋找的悲歌〉,繼續我的「懺悔」:

〈尋找的悲歌〉

自己曾是多麼無知,多麼醜陋。

揮灑了那麼多廉價的眼淚,那麼多廉價的熱情,那麼多廉價的愛與仇。

空洞的呼喊震動了山谷,但未曾在青春的小路上,留下一朵像山花那樣美麗的腳印;

對着高高的群山,表白過一萬個「無所畏懼」,但未曾在一個崎嶇的斜坡上,嘗試過青春的果敢。

說是聰明,為什麼踐踏了那麼多難返的風華、難再的光陰;

說是純正,為什麼寬恕了那麼多虛偽與圓滑,無聊與無恥;

說是剛強,為什麼學會膽怯的苟安和狡黠的敷衍,陰盛陽衰,腸胃裏滑動着那麼多的脂粉與世故。

為什麼那麼無知?為什麼不懂得駕馭自己的靈魂?為什麼在喧囂不止的日子裏,不會悄悄地尋找與跋涉—沒有腳步聲,連看守的魔鬼也以為你在沉睡。強大的生命,即使在大雪覆蓋的嚴冬,也可以點亮自己的篝火。人生多麼有限,尋找不僅該在太平昌盛的日子,也該在人世荒唐的時辰。

在荒唐的歲月裏,我也曾為人生的虛空感到恐懼,曾為思想的蒼白感到驚慌。

然而,追求的萌芽剛從心靈的凍土中抽出,我就被拋落到遙遠的地方.那是炎熱的中原,淮河濁浪洗劫過的村莊。  

虔誠地充當一頭黃牛,吃着野草,施着犁耙,絕無奢侈的心願。只是,猛然間想起:我是別一種黃牛,我本是屬於別一片土地,那一片拋荒多年的地上,我該耕耘,該尋找些什麼。

第七章

八十年代的心靈飛揚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我最開心的日子。一九七八年我到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工作,仍然是心靈歡暢的時節。那時,我的思想飛揚,心靈飛揚。一九八一年剛把《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傳》交稿出版,就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覺得自己太幼稚,太簡單,不是「我注魯迅」,就是「魯迅注我」。那時候,我長出了一顆雄心,一顆野心。覺得自己應當像唐.吉訶德那樣「大戰風車」,當時我認定的「風車」就是「蘇式教條」。覺得文學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蘇式教條的具體表現。「現實主義」本是好東西,好方法,然而,一旦加上「革命」的帽子和「社會主義」帽子,就加了個意識形態前提,那還怎麼「現實主義」,怎麼「真實」地反映現實?至於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解釋成「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那就更不通。我必須把投槍投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時,我的精神處於高度亢奮狀態,心靈處於高度活潑狀態。於是,寫完《魯迅傳》之後的第三年,即一九八三年,我便開始構思「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並決心把它發展成專著。我敢提出「原理」,本身就是一種野心。難怪一九八五年胡繩見到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還敢提出原理,口氣好大」。

一九八四年我發表了〈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轟動一時。這一年,我當上全國青年常委,並被胡錦濤(時任全國青聯主席)派往日本參加創價學會的文化節。出發前,胡錦濤說:「這回你當團長,要發表多次講話,我已讓團中央為你準備了七個講話,你照讀就行了。」我說:「我不用講稿,到時即興發言就可以了。」果然,在日本訪問中,我每次都是即興發言,所以池田大作先生很高興,對他的翻譯說:「這回中國派了最優秀的青年來了。」一九八四年秋天,是我心靈最飽滿的時刻,我的一切所思所想天然與國家息息相通,十分清楚該說什麼話,不該說什麼話。我心裏的話就是國家說的話。

一九八四年秋天回國後,我又進入全國政協青年組,組長正是胡錦濤。這個政協青年組,都是各界青年俊秀,因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耽誤,多數委員都在四十歲以上。我記得,這些委員有楊樂、李富榮、李大維、范曾、劉曉慶、杜憲、劉厚明等。那時我四十三歲。在小組裏,我屬於最敢說話的人,那也是心靈飛揚的緣故。有一次我當着胡錦濤的面說了一席心裏話:「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養育長大的,所以不可能反對經濟國有化;然而,我真的反對心靈國有化,交心運動,鬥私批修運動,這些,都是心靈國有化的手段。心靈一旦國有化,那就沒有個性,那就不可能有什麼精神價值創造了。」胡錦濤聽了開始有點驚愕,但想了想還是輕輕地點了點頭,沒有駁斥我。幾次在人大會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合開會,胡錦濤都讓我代表小組去發言。當然,我發言的題目並非在小組裏所說的。

我在政協裏敢於講話,講到有點名氣而讓胡耀邦知道了。胡耀邦很開明,知道我講的是真話而且是為了國家更好更健康,因此,胡耀邦竟然和政協辦公室說:「以後凡是劉再復的發言,都立即送到我這裏。」這是當時在辦公室裏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我聽了很感動,因此,照樣大膽說話。

從「個人崇拜」中走出來

八十年代,我的心靈創傷療治好了。頓時,心靈就像脫韁的野馬。不是「野馬」,而是「天馬」,當時我的心靈就是天馬行空。對,是行空的天馬。那個時期,我腦子裏轉的是兩個概念,一是「前行」,一是「突破」;想打破三樣「文學障」,一是戰時文工團傳統;二是突破機械「蘇式教條」。三是(即首先是)打破像囚牢似的對於領袖的「個人崇拜」。(詳見《我的錯誤史》)

在全國性的個人崇拜潮流中,我也不例外。個人崇拜的結果使全國十億人,只剩下一個人在思想,其他人一概照辦。也可以說,唯有一個人擁有心靈,其他人沒有心靈。我緊跟潮流而浪費了十幾年生命,這是我人生中最可痛惜的錯誤(留待《我的錯誤史》詳述)。我的心靈飛揚,首先正是從「個人崇拜」中走出來。於是,我不再只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而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詞悄悄改為「大海航行靠自己」。我心中也形成「滄海自渡」的內在口號,並把這四個字書寫給許多朋友。凡事自己要獨立思考、獨立支撐,獨立判斷。於是,我決定要獨自「乘風破浪」,讓心靈飛揚一番。我既然從事文學,那就在文學上當個「弄潮兒」吧!當時,我覺得阻礙中國文學發展的主要問題,是作家喪失個性,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全都沒有改變戰爭時期的文工團傳統。戰時殊死搏鬥,兩個營壘你死我活地搏鬥,革命營壘要求文藝為戰時政治服務,要文藝變成另一支沒有穿軍裝的軍隊是可以理解的。那時的文藝,實際上是文工團文藝,給行軍中的部隊以戰鬥動員和精神力量的文藝。也就是說,文藝乃是政治工具,行軍工具,戰鬥工具。這一切都可以理解。然而,戰爭結束了,人們開始了和平的日常生活,在新的環境中,文學藝術也必須與時俱進,文藝不能只當革命機器中的螺絲釘,不能只為滿足戰爭的需要。它必須着眼於豐富人們的心靈,着眼於豐富全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文藝自身要按照自己的特殊規律,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然而,新中國創立後的前三十年缺少這種意識,仍然停留在戰時文工團的水平。着眼點還是下里巴人,還是黨性原則,這就需要變革,需要有知識精英出來呼籲,我意識到時代的使命,便對文工團傳統的一些存在理由提出質疑。於是,就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和「文學主體性」等新的文學命題。在提出這些新理念時,我並不是簡單地否定以往的文學理念,而是以充分理解的態度對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明戰時提出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等口號的必要性,也尊重在現實層面上黨員繼續講黨性、革命者繼續守持革命性的合理之處。只是強調,作家進入文學創作時,應超越「現實主體」而進入藝術主體,即應超越世俗角色而進入本真角色,在創作時多講一些他人不可重複的個性、自性、人性,我的一切論述全是為了新中國文藝的繁榮。然而我的充分說明卻遭遇到政治上綱式的批判。

掙脫「蘇式教條」

在八十年代,我的心靈飛揚還表現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對於從前蘇聯引述的一些理論教條有意識地展開質疑與批評。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謂「反映論」,所謂「典型論」(「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所謂「階級論」,全是從前蘇聯那裏搬過來的。我稱之為「蘇式教條」。這些蘇式教條,有一個根本錯誤,就是用政治意識形態取代文學藝術規律。例如「現實主義」本是好主義,即本是不會過時的一種創作方法,但是,一旦加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那就會讓「現實主義」發生變質,即寫實變成非寫實,真現實主義變成偽現實主義。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產生的一些代表作,從《紅旗譜》到《紅日》、《紅岩》,從《龍鬚溝》到《青春之歌》,從《艷陽天》到《李自成》,全是偽現實主義,因為這些作品全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形象轉達。一九九四年,我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主編《文學中國》叢書,把高行健的《沒有主義》一書收入其中。因為我完全贊成他的文學理念:文學創作,不應以任何「主義」為前提和出發點。放下「主義」,才有自由,也才有真實。中國文學的全部問題正是政治意識形態壓倒一切,「主義」凌駕一切。文學要贏得解放,就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所謂「思想解放」,就是要從「主義」中解放出來;所謂「心靈飛揚」,就是從「教條」中走出來的大自由。

儘管我胸懷好意,但是,三十年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已經接受蘇式教條,因此,要進行改革便非常艱難,所以我把質疑「蘇式教條」比作與唐·吉訶德「大戰風車」所幹的傻事差不多。但我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態度積極,心思亢奮,與幾位朋友一道奮勇向前,明知好時日不多,明知守舊思維根深柢固,我還是知難而進,不斷發表文章,炮轟舊教條。北京師範大學的鍾敬文教授稱讚說:「劉再復的文章,每一篇都像一顆重磅炸彈。炸的是舊教條,舊意識形態。」不錯,我在八十年代的整個狀態是戰鬥的,其心靈就像炸彈,對於舊教條,一點也不留情。

還有一事必須提及的,是在八十年代裏,我開始接受胡塞爾的現象學,並受到極大的啟發。「現象學」告訴我們,要擁抱事物的真相,就要懸擱概念。我立即悟到,我們的生活的真實,人性的真實,全被概念即「主義」遮蔽。作家的心靈也被概念遮蔽了。覺醒的詩人,應當去「遮蔽」,應當為除遮蔽,打破概念障、主義障而奮鬥。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