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19-7-28
二〇一九年八月號
柯利達憶述中英人質外交(陶 傑)

因為香港六月的逆權風暴,英國外相候俊偉警告不可對示威者動用暴力,英中外交關係緊張。幾日之後,中國宣布在徐州拘捕了四名英國公民,指其藏毒。

此舉令西方傳媒指摘中國對英國實行「人質外交」,性質與對待加拿大相同。

英中兩國的「人質外交」不始於今日。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香港政府拘捕香港《經濟導報》記者等三人,激發中國發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毆打英國外交人員,並在同年七月拘捕英國記者格雷,釀成重大風波。

這一幕「人質外交」,記述在後來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的回憶錄《中國經驗》(Experiences of China)一書之中。

柯利達是英中現代外交裏主要的「中國通」。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派駐香港,與以柯利達為首的外交部中國通意見不和。柯利達主張尊重中國意願,保障以前由中國通與中方談好的「直通車」,而彭定康則執意要求「政制改革」,擴大香港選民基礎,引起中方不滿。

柯利達在回憶錄中,以冷靜、客觀、文雅的文筆記述了一九六七年英中「人質外交」的經過。尤其是當年中共極左派指使紅衛兵暴力進攻英國代辦處的一幕激烈的暴力衝突。當時英國代辦霍普森(Donald Charles Hopson)將此事匯報外相布朗(George Brown)。

其時英國政府是工黨威爾遜首相(James Harold Wilson),忙於應付國內種種危機,美國參與越戰,又要威爾遜增援。如何應對香港問題,重擔落在北京這幾個外交家身上。

《中國經驗》一書,顯示了英國外交家和學者柯利達表達的典型英國文風:描述作者本人被侮辱一節,多年後回憶,柯利達不慍不火,不怒不怨,只記錄書實細節,並無情緒化的形容詞,顯示了英國歷史學家的敍事風格:

「群眾形成了一個圈,我被架上一隻肥皂箱,以便一次次被打下來。兩人緊扣我的雙臂,另一個在前打我的肚子。還有人衝上前來,在我面前揚起拳頭,問我是不是覺得中國人民很好欺負。我沒有答話,因為那種問題根本無以回答。人群中有人喝令我高喊毛主席萬歲,我不作聲,幸好那樣的指令沒有進迫。」

這段文字之鎮靜和理性相當驚人。柯利達然後記述被紅衛兵扭送往附近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前。為什麼是阿爾巴尼亞?因為當時中國唯一友好的歐洲國家,就是霍查(Enver Hoxha)的那座「社會主義明燈」。

柯利達發現在大院中已經有幾個同僚被解放軍守衛。守衛的解放軍告訴他們:為了保護他們,已經有幾個解放軍負傷。

此處披露了一個重要的細節: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極左行為,不代表軍方。解放軍還企圖制止紅衛兵暴力,制止虐毆英國外交人員,但遭到紅衛兵反擊。這點蛛絲馬跡,顯示在激動的時代,中共高層決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國務院系統當年靠邊站,陳毅早已被批鬥,但外交大權仍然為周恩來掌控,派解放軍去干預的應該是周恩來。

「我們低頭,交談了一會。雖然現場很危險,但總算暫時脫離險境,令人鬆了口氣。我記得我唸了魏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的詩句:『或許有一天這種種會成為愉快的回憶。』這是魏吉爾記述沉船後的水手多年後回航的名句。這是古典大師的鼓勵。」

 

We kept our heads down and talked a little. Despite the danger, there was an immerse sense of relief that we had come through so far. I remember quoting "Perhaps even these things it will one day be a joy to recall." Forsan et haec olim… Virgil’s lines on his shipwrecked mariners floating back over years in the way the Classics masters assure us they do.

 

柯利達劍橋畢業,有拉丁文修養,難得的是在這種野蠻的險境,腦海中還迴蕩着少年時讀過的羅馬文學。

柯利達的文字雖然理性,卻比較缺乏趣味,略嫌乾了一些。唯對中國了解深刻,難得的是,即使有此暴力經驗,後來他也不主張戴卓爾夫人對鄧小平就香港問題強硬。有人指控這類中國通出賣香港,但柯利達着眼於長遠,也許也徹底認識到,收回主權後的香港,根本是中國砧板上的一塊肉,有如他當年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文革中的處境。

這一點,是否應驗,歷史的循環,有心人自然看得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