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20-2-29
二〇二〇年三月號
海外華人知多少?(下)(馮應標)

鴉片戰爭至義和團事變這一期(一八四○─一九○○),是華人移居海外的一個高峰期。但義和團所造成的傷害巨大,它不單止是中國近代史一大恥辱,亦給予美加英等西方國家多一個有效的藉口,一則拒絕華人新移民進入,再進一步加強對境內華人的歧視性對待。

義和團事變讓華人雪上加霜

義和團事變至大陸解放的五十年間,是加美移民的冰封期,義和團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低谷點。鴉片戰爭後,洋人源源開入不斷擴大的條約地區,起初由於有教會辦的慈善事工如學校、醫院等,平民對洋人的態度算是不俗的。清廷本身是邊族入主中土,是漢人心目中的外族,本質上與外國人無異,漢人對清廷的容忍,亦暫時延伸到洋人。

但中日甲午戰敗,清廷的積弱便無所遁形,舉國譁然。於是,滿洲人用轉移視線的技倆,炮製了義和團事變,口號便是一石二鳥的「扶清滅洋」!先是民間活動,殺洋人和華人基督徒、毀教堂和洋人民居物業,後升級至出動軍隊,包圍攻打北京外國使館區七星期,而最後清廷在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竟傻到向全世界宣戰,結果八國聯軍打進紫禁城,以清室棄城外逃告終。

就在義和團前約二十年,美加洲際大鐵路建成,華工的利用價值大減,排華政策旋即在一八八二、一八八五年出籠,順利在美加兩國國會通過(雖有少數加國議員發表強烈批評和反對聲音),華人公民權利陸續被剝奪。最先,美國只禁止華工入囗,而加國則向所有華裔新移民徵收高額人頭稅,目的是遏止華人進入,但成效不大,人頭稅只將門限提高,不是關門,不少華工便經加國後門進入美國。

到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變本加厲,美加全面禁止華人進入,除少數例外,如遊客、商人、外交人員、學生和高級學者如胡適、林語堂、趙元任等知名人士。此時期的美加華人,絕大部分來自閩粵,尤其是珠三角的三邑、四邑,多是低教育程度的農民,只有少量商人,主要生活在美加西岸的華埠中,他們的強項「勞力」便正正是當地洋人要限制的。而上述的高級學者移民,主要來自閩粵以北、有高教育程度的「北方或外省」人,數目上微不足道,亦只局限在美國東岸的象牙塔學府內,對當地洋人影響微乎其微,被歧視的機會較低,故此他們書作中的自身移民經驗,便與絕對大多數的華人有別,畢竟象牙塔與唐人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義和團事變的不文明程度,讓華人的公眾形象雪上加霜,而敢為華人說項的洋人政客便意興闌珊。在這六十多年的排華歲月中,華人移民加美大減、回流人數大增(一八八六至一九三○年間,華人進出加國的累計數字,分別是九和十四萬,淨出五萬)。但華人社區生命力極強,亦由於有內部遷徙──華人陸續由西岸向東遷,流往平原省份和東岸地區,亦有由偏遠的礦區流向大埠,和加美兩國的對流,各大埠的唐人街不但沒有變成死城,不少更愈來愈興旺。

美國華人整體人口在這期間,一直保持在十萬上下的水平,在一九二○年代起禁入境期,更有回復上升的趨勢。而加國的華人人口雖有反覆,但自一八九○年代起,整體仍是持續上升,期間實增長了兩倍多!這當然是反映出華人人口有自然出生淨增長,但亦有為數不少的非法移民。

移民加美與南洋之別

加國政府資料顯示,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十多年是回流高峰期,亦是廣東四邑僑鄉碉樓、洋樓建築和歸僑辦企業的鼎盛期,排華政策當然是主因,但美加當時亦在「經濟大蕭條」的水深火熱中,而國內政局相對較為穩定,部分老華僑便暫且告老還鄉。不幸地隨即而來的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和解放後的長年動盪,回流不但最終停止,不少人更陸續覓路遷返加美。筆者一九八○年代初首次探訪內子家鄉台山(四邑僑鄉),便發覺絕大部分華僑的洋樓,已荒棄了近半個世紀。

在這加美移民冰川期間,華人移民主要去南洋,但南洋各國的統計資料零散不全,令精確的學術研究不易為,筆者所接觸到的文獻,大多只是質量上的觀察,或個別學者對個別城市或地區的估計,準確的整體華人人口和移民數據比較少。根據王賡武的研究,到了一九二○年代後,連去南洋的移民亦大幅度減少,他更指出始於清末民初的中國「華僑」僑務政策,實對南洋華人幫了一個大倒忙,所推廣的中華民族或愛國主義、國籍考慮(大陸到一九八○年才正式不再承認雙重國籍),實讓南洋諸國政府,對華人的猜忌和疑慮有增無減。

加美與南洋有別,聰明的華人在二戰時積極參軍,戰後這批退伍軍人便勢難再被歧視,況且,中國乃加美的盟友。而聯合國的成立(加美皆創會國),成員國便要遵守人權憲章,加美排華法例遂在二戰後逐步廢除。其後在一九六○年代,加拿大率先在西方國家中倡導多元文化政策,並在一九八八年正式訂立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為加國法律一部分,更在二○○六年間,加國總理在國會正式向華人道歉,他的道歉首句,更是象徵式的用廣府話道出。

而美國則長年仍堅持其「美國夢」的「熔爐」政策,但經過一九五○年代至今的各類民權運動,如黑人、女權、同性伴偶等,再加上拉丁裔人口的不斷上升,美國人亦已漸向多元文化靠攏,如來屆的總統競選,民主黨多位參選人中,其中一位是華人、兩位黑人,而在各參選人中,便有多位有流利的西班牙語能力。

近代第二、三次移民潮

大陸解放後,難民潮排山倒海,造成了近代第二次移民潮,但與前一期相反,不再去南洋、主要去加美(多先到香港或台灣暫住)。美國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對大陸的變色深感自咎,遂對大陸難民中門大開,加拿大與當時的香港同屬英聯邦,在香港設有專員公署(台灣沒有),是遞交移民申請的主要渠道。而南洋各地,此際陸續脫離殖民地獨立,但隨之而起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對中共冷戰思維的恐懼,不但移民大門落閘,且對華人不斷排斥和增加限制,不少南洋華人遂紛紛「再移民」到歐美。

一九五○年代中開始,港台經二戰後十多年的重建已步入中興,不少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已屆中學畢業年齡,但港台專上學府嚴重不足,遂有留學加美的人潮,而不少人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和建立家園,亦陸續申請家人團聚。這批受過高等教育和有專業才能的移民,和他們的子女與家人,便成為今日加美華人族群的中堅。

而上述「再移民」的現象,更蔓延至不少昔日南洋以外的華人重鎮,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秘魯、牙買加、巴西等,甚至是澳紐英荷、南非、毛里裘斯等地,加美便是這些再移民的主要去處。不少此類昔日華人重鎮(除澳紐外),華人人口已逐漸凋零,只有小數例外如巴西,因近期有大量大陸新移民進入。

香港九七回歸造成第三次移民潮,亦一如既往有回流,半官方資料顯示,絕大部分的九七加美移民,目前已遷回香港。這四十一萬港人新移民的來去,相對六百多萬的加美澳紐華人、或五千多萬的全球海外華人來講,實是個無足輕重的小數,除了對局部的小社區外,如溫哥華的列治文區等,對全國整體華人族群影響不大,而有影響亦為期甚短。

進入一九九○年代,中國大陸移民激增,在加美已取代港台成為首位,而在個別落後地區如拉丁美洲(如巴西)、非洲和俄國等地,且有頗高速的增長。但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已起飛到能吸引新移民回流的程度,而現時各先進國家,亦有頗嚴苛的移民和留學生限額,大陸人移居海外的勢態已逐漸減弱。以筆者所見,大陸人適應加國生活的能力較低,無論在語言能力、文化包容、奉公守法的公民意識等各方面,遠遠不及港台同胞,有些大陸遊客的不文明舉止,實頗令人痛心。不少人移居加國多年後仍生活困難重重,這亦促使他們回流的部分誘因,尤其是某些有「條件」的大陸人,他們的移民取態,實與香港九七移民同出一轍。

全球華人守望相助

今日的全球海外華人,絕大部分是各定居國的土生土長、追求安居樂業的公民,買移民保險者實是極少數。經過二戰後七十多年的發展,加美澳紐這些英語系地區,和部分南洋國家,安居樂業大致上已不成問題,而它們(包括曾堅持「白澳」政策至一九七三年的澳洲)對少數族裔在法律上的保護,以至是不同程度的多元文化之推廣,至今亦已成常態。毫無疑問,「佔中」和「反送中」是港人將二○四七的憂慮提前擺上面,這實與九七移民所憂慮的(或再上一代的一九四九抉擇)基本相同,所不同者,現時港人似乎無當年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樂觀。

筆者和眾多親友,便是近代幾期移民潮的親歷者,親友中有些已是三四代的華人,亦有一部分是從南洋、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來的再移民。筆者長年有參與華埠社區工作,對港加華人的切身感受,總算有一個較深刻和第一手的認識。雖是海外華人一分子,但我仍認同自己是不折不扣的香港人,香港是我的出生地、我的「鄉下」、和眾多港人親友的可愛家園,中國當然是我的祖國。

半億的海外華人,和三千多萬的台港澳(澳門)同胞,實與十四億的「海內」華人一樣,每日都是辛勤地幹活、為人生起落而喜怒哀樂、為養育下一代和照顧上一代操心。海內外的華人,生活體驗形形色色,政治理念可能是南轅北轍,日常語言更可能是「雞同鴨講」,但我們總算有一個華文化的共通點,與猶太人相似。現代通訊科技發達,全球華人實是一個網上地球村,而海外內的華人大埠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曼谷、溫哥華、多倫多、三藩市、紐約等等,亦是極有效的實地互訪交流平台。

全球華人、尤其是新生代,要做到彼此關懷、了解、守望相助,應該不是難事。

(作者為加籍華人,從事業餘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