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20-10-30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號
普通法的前世今生(陳于斯)

東亞國家和地區普遍採用成文法系,而香港則由於對英國法律體系的吸收和長時間應用,成為了區內最重要的普通法法域。而隨着香港和中國內地在法律上互動的增加,特別是《香港國安法》在特別行政區的實施,帶來了對普通法和成文法關係的關注。有意見認為,《香港國安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訂立,是一部成文法系的法律;也有香港司法界強調,相關案件主要在香港法庭審理,因此應該適用普通法的原則。那究竟二者是否必然衝突而不能糅合呢?嘗試對普通法追本溯源或有助於解答類似疑問。

普通法—普遍適用法

普通法起源於盎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時代的英國,但那時英國的律法卻不能稱之為普通法。這個術語直到英國金雀花王朝國王愛德華一世上任之後才被正式使用。其原因在於普通法之所以被稱之為「普通法」(Common Law),在於其普遍適用性,即「common to all」。而在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英格蘭,來自日爾曼的「蠻族」部落與氏族林立,各自為政。部落之間的法典與習慣法各不相同,尚未形成統一的、可以普遍適用於整個國土的法律,便不能稱之為普通法。但盎格魯─薩克遜時代卻為日後普通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個基礎不僅在於其自下而上的習慣法(customary law)為諾曼征服後的普通法提供了判例和內涵,更重要的在於盎格魯─薩克遜時代古老的地方司法機構郡會議(shire-moot)及百人會議(hundred-moot)均成為日後普通法得以在全國普及的基本單位。

自成體系的早期英國法律

在中世紀,於歐洲大陸佔有主導地位的法律是羅馬法。英國雖也曾作為羅馬的行政省,但由於位處偏遠,羅馬對其統治更多的在於有實際效用的軍事駐紮,而非形而上的文化管治。有一點十分重要亦可以肯定的是,英國早期的律法並沒有受到羅馬法的影響。考古學表明,在英格蘭早期的法典(dooms)中顯示不出任何關於羅馬法理學(Roman Jurisprudence)的痕跡。英國最古老的法律以及第一部成文法是公元六○二年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肯特國王艾塞爾伯特(Æthelberht of Kent)律法,由日爾曼語寫成。雖然由歐洲大陸的日爾曼人所建立的法蘭克帝國(Salian Franks)之法典Lex Salica被認為早於一切的英國法典,但Lex Salica卻由拉丁語而非日爾曼語寫成,足可見當時羅馬文化在歐洲大陸的強勢地位,以及對北下而來日爾曼「蠻族」的洗禮與同化。詭弔的是,純正的日爾曼法律習俗與傳統竟因幾個日爾曼部落的遷徙,由英國特殊的地理因素得以保存下來。在英國,直至諾曼征服,所有的律法書都由古英文(日爾曼語系)書寫。

雖然拉丁文也常見於一些法律文件,如土地轉讓契,這是因為即便羅馬法沒有在早期的英國落地生根,羅馬文化卻深刻地影響着英國,而後者主要是通過宗教帶來的。在中世紀,天主教所遍及之處便帶來了羅馬文化,英國皇室亦於公元七世紀時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拉丁文在當時的英國上流社會較為通行,學術界也主要由拉丁文把持。所謂教會掌管精神,皇帝負責塵世。

在諾曼征服英國,成就英國的普通法為整個國家「普遍適用」的法律之前,值得注意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威塞克斯王國(Wessex)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Ælfred the Great)擊敗了入侵英格蘭的丹麥維京人。作為一個極其重視文化統治的君主,他合併了其祖輩帝王們的法典,除了上述肯特王國國王艾塞爾伯特的法典,還有公元六九四年威塞克斯王國國王伊尼(Ine of Wessex)的法典,以及公元七八六年麥西亞王國國王奧法(Offa of Mercia)的法典,於公元八九三年編撰成著名的《毀滅之書》(Doom Book)。這標誌着各自為政的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英國律法逐漸向着統一的普通法過渡。

其次,丹麥維京人對普通法的貢獻亦不可否認,這主要表現在關於土地法的專有名詞上。英國土地的度量及測評自此吸納了很多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Scandinavian)術語(英語本身也在丹麥維京攻佔的時代吸納了很多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詞彙)。

諾曼征服成就普通法為

「普遍適用法」

十一世紀初,在法國諾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帶領下,法蘭西帝國軍隊對英格蘭的入侵和佔領,開啟了英國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普通法也在諾曼征服後取得了顯著的發展。這倒不是因為從法國諾曼底來的統治者們有着多麼先進的立法水準。事實上,他們基本沿用了原有的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英國習慣法與古老的地方司法機構。直至公元十二世紀末,才有能稱得上「諾曼」的律法書出現。

在「征服者威廉」的加冕誓詞裏就寫到「吾將遵從愛德華的法律,為英格蘭人民的福祉履行公義。」而這裏的愛德華法律,並不指盎格魯─薩克遜最後一位君主懺悔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所立的法律(他在立法上並無建樹),而是盎格魯─薩克遜時代所保留下來的古老的英國律法傳統。至於為何威廉要遵守舊有的英國法律制度而非除舊布新,則跟他的王位繼承認受性有密切關係。威廉牽強的英國血統和所謂的愛德華曾給予他許諾的含糊說辭,令這位諾曼公爵極需一個可在王權統治上的認受性以排除非議。繼承前人的法典,對於由一個「外來客」繼承大統所造成的朝野震動來說,似乎是不錯的權宜之計。

其次,諾曼底雖然地處法國,但諾曼人其實亦屬於日爾曼血統。諾曼源自諾斯人中的一支維京人(Norman一詞由Norseman演變而來,意味北方的人)。如此一來,接納同為日爾曼血統的盎格魯─薩克遜的習俗與傳統便不那麼令人費解。但重要的是,諾曼的統治者們從歐洲大陸為普通法帶來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制度,如著名的陪審審判制(Trial by Jury)。有趣的是,這個本源自法蘭克帝國的古老司法制度卻未能在法國得以普及,反而被法國統治者帶到英國落地生根成為典型的英式司法制度。由此可見,不同法系之間從源頭上本就互相影響。

而諾曼征服對於普通法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強有力的王權統治為英格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從而促使普通法在英國國土範圍內得以普及與通行。

在實踐中成長的英國普通法

在中世紀的歐洲,司法被認為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法官不僅可以賺取訴訟費,還可以以履行公義之名收取各種罰金或沒收土地及財產。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地方司法審判,都是在司法機構郡會議或更下級百人會議中舉行。而在後期,隨着王權的沒落,這些被視為「肥肉」的司法機關便逐步落入各大貴族手中。這一情景同分崩離析之前的法蘭克帝國極為相似:王權徒有其名,司法私有化大行其道。而諾曼征服後,則大力扭轉了這一趨勢。在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Henry II)統治期間,隨着中央集權的穩固,王室法庭(king's court)逐漸興起並取代了原先的地方法院。而普通法也隨着由中央到地方的巡迴法官在全國範圍內得以普及。至此,普通法才從根本意義上登上了歷史舞台。當然,這些由中央委派去地方的法官在監督執法時,用到的依舊是盎格魯─薩克遜時代的地方司法機構shire-moot及hundred-moot,只不過前者在諾曼征服後改名叫做county-court,但性質未變。

直到亨利三世(Henry III)繼位,普通法的一大部分已經成型。除了那些屬於應在神職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s)裏審判的案例,王室法庭已經取代了地方法院(communal courts)和封建貴族自己的法院(manorial court)。此時亦是法官立法(Judge-made Law)的黃金時期,而立法需得到國家某種程度上授權的必要性則越來越迫切……

不同法系在源頭上本互相影響

普通法自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發源直到今時今日的運用,經歷了一千五百年漫長且複雜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王室更迭、聯姻、宗教、戰爭,以及貿易往來等因素,普通法與大陸法系之間一直有所滲透,相互影響。比如上文所講到的本屬於歐陸法系中的陪審審判制度便為普通法系所用。除了羅馬法,甚至伊斯蘭法律體系都深刻地影響着普通法的發展。

然而,普通法也並非世人眼中那樣的高深莫測。相對於特殊法令,她具有普遍適應性;在誕生之初,她是不成文法,所以亦相對於那些成文的法令或法規;她適用於所有領土,故此又有別於地方習俗;她是世俗法,因而有別於教會法。如果用一句話總結,她是盎格魯─薩克遜自下而上的傳統在遇到諾曼中央集權後又自上而下的統一。她是歷史的巧合,也因此書寫了不一樣的歷史。

無論普通法抑或大陸法,都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與適應性。它們各自有其優勢之處,不應主觀臆斷,認為哪個法系高人一等,或認為二者水火不容,無法調和。清楚地認知法律,靈活地運用法律才是解決困局之道。

(作者為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研究員、基本法基金會特邀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