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動向
2023-3-29
二〇二三年四月號
新冷戰局面下高等教育的新挑戰(陳惠雲 ;張立健)

過去三年全球局勢出現前所有未的變化,新冠疫情肆虐爆發之初,全球各國因醫療用品生產、口罩出入口和疫苗外交而互相傾軋,歐洲共同體曾罕有地暫時封閉二十多國之間的國界,跨境流動頓時截停。而因病毒起源之爭,更激起西方社會排外主義,尤其針對亞裔或黃種人的歧視尤其嚴重。經歷了三年的抗疫防疫,國際航空客運、國界通關和簽證續漸重新開放中,實體的國際學術會議和學生國際交流亦逐漸重啟。

同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當選後和英國脫歐以來民粹主義迅速升溫,反全球化勢力冒頭,國際地緣政治持續升溫,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印度、法國、韓國等國家選舉,哈薩克汽油暴動被武力鎮壓、九月杭州亞運延期到二○二三年等等,令國際形勢充滿變數。而中美貿易戰涉及的各種糾紛和政治角鬥,除了中美貿易和科技之爭,雙方教育合作的關係也顯緊張。孔子學院在不少國家遭勒令關閉,或被嚴厲審查,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收緊簽證審批條件。再加上前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項目遭受全球科學研究界的指責,對中國科研素質和研究道德操守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去年也有中國學者和學生被質疑在外國做間諜,更有海外「千人計劃」學者被指控收受私利而危害他國安危之嫌,令外界對來自大陸的學者,尤其是理工科的科學研究人員充滿了戒備之心。

牛津大學教授Simon Marginson曾發表文章分析大學於新冷戰政局下將面臨種種困難,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多元價值、國家安全和跨境學術交流帶來種種新挑戰。近年,香港政府高官被美方制裁,同時香港高校亦因美方制裁,未來可能無法購入高端科研設備或醫療儀器,同時有憂慮指《國家安全法》實施、本地經濟不景氣和人口老化之下,可以推測香港高校和學術的空間愈來愈窄。此際,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香港高校可能的出路以及他們可以發揮的作用。

亞洲化作為新的國際化

面對新的政治大環境以及新冠疫情帶來「逆向全球化」的新情況,內地和香港的高等教育機構都要重新思考發展策略和各自在國際層面、國家層面及區域層面的角色。

前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前亞洲理工學院校長翁以登博士指出,亞洲將面臨後疫情的先機,有利於擅用亞洲的優勢和教研合作,使人才從西方逆流。作為亞洲的國際都會,香港高校向來多與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歐美國家緊密聯繫,而忽略了和周邊的亞洲科研教育機構的合作。亞洲的青年是歐美大學主要的生源,除了中國外,印度、韓國和馬來西亞等有大量的學生去不同的西方國家求學。但是這些國家的學生很少以香港或者目前粵港澳地區的大學為他們的求學地。如果香港的大學能與具有人口紅利的亞洲和東盟十國緊密合作,開拓其他新興市場,將會對未來香港及粵港澳其他城市的人才集聚發揮積極的作用。 

另外,目前很多在亞洲其他國家出任為校長的教授之前都在香港的大學裏工作過,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沈祖堯教授目前出任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科技大學前副校長翁以登博士曾是亞洲理工學院(學校主校區位於泰國曼谷)校長;香港科技大學的前校長和前副校長團隊分別為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的校長;香港科技大學的前副校長孔憲鐸也是籌辦臨沂大學的重要推動者。香港高校的前管理人員紛紛在亞洲其他國家的大學出任為管理層,顯示出香港高教界的管理經驗具國際競爭優勢。這些曾服務香港高等教育的管理層和教職員,了解香港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擁有高等教育創新課程設計的經驗,中英兼擅,也具有跨國人際網絡,能更好地制定出吸引亞洲國家的優秀學生來香港和灣區內其他大學求學和工作的策略。同時,他們也更能有效地協助亞洲其他高校與粵港澳大灣區高校在技術和人文等層面的深入合作,進而延伸到內地其他區域與亞洲周邊國家的合作,也有利於建立起更好的地緣政治合作夥伴關係。

中間人角色

香港經濟以四大支柱(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遊業)和六大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活動和檢測及認證產業)為優勢,高等教育除了為以上行業作育英才之外,高教界亦直接與文創、教育和創科三大產業相關。香港政府更把本地高等教育界定位為區域內的教育樞紐,向本地、大陸和周邊地區提供教育和進修機會。

香港現時有八間大學經教育資助委員會由公帑資助,此外,香港也有私立大學、認可專上學院、八大院校旗下的附屬社區學院、各種專業教育或職訓學院、外國院校在港設立分校和宗教研修院校等等數十間,它們各自頒發文憑、學位、碩博等不同程度的資歷。教資會在二○一九至二○二○學年資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七名由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碩博研究的全日制學生。自一九九○年起,香港高等教育愈益普及化、大學數目和學位畢業生以倍數增長,力圖在國際大學的排名競爭中名列前茅。在千禧年代中期起,香港高教界邁向國際化,包括拓展海外交流、自資課程和招生,但在非本地生的名額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佔近八成,引發學者和社會對校園「大陸化」的憂慮。

此外,對於香港的私立大專學院如恒生管理大學、樹仁大學和珠海學院而言,新形勢也許是新機遇。由於是自資的,行政包袱也許比較少,可以更靈活地適應新形勢。這些大專院校都能以中英教學,有相當的彈性來調整課程、更新教材以協助在亞洲各國開設的分校更好的配合當地需要,開展出更能容納網上授課、虛擬互動的學習空間,從而適合來自海內外、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

目前在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的「二區+九城」中,具有國際知名度和認受性的大學多數集中在香港。二○二二年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共有五所大學躋身全球前一百名,而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其他大學目前暫未有任何一間可以入圍。

QS的世界一百強大學的排名從客觀角度反映了香港的大學在人才、科研、資本,大學管理系統等軟硬條件上均具備世界級水準,在學術界的國際性衡量標準中,香港高校具有很強的全球認受性,擁有優勢的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是根植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擁有的完善立法、司法和行政制度上。香港各大學在國際化的人才吸納、學術自由、治理自主和暢通的資訊流通等各方面都為香港的學者在科研創新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吸引商業公司投資創新科技和領導研究團隊進行跨國合作方面,香港高校中的研究機構,比大陸的大學都較具公信力和聲譽。

香港於舊冷戰的優勢是不中不西、半唐半番、中西共融;它存在中西強者之間,又活動於兩者的邊緣,橋接東西文化、中英兼擅,具有多元背景的人才在香港滙聚交流。另外,一直以來,香港大專院校既能接受美方雅禮基金或其他歐洲英國機構的贊助,亦有台方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更可以與中國大陸交流、合作和互助,獨善其身、左右逢源。

香港特區政府也希望協助香港的大學在粵港澳大灣區辦學,發揮香港高教界的國際化優勢,這樣不但有助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化教育基地,也為粵港兩地的學生開拓更多協同創新的機遇。附表顯示了香港的大學在粵港澳大灣區已經開展或者是正在籌備的分校情況:(如圖)

身為灣區高等教育的樞紐,香港各大學的優厚國際化社會資本無疑可以讓香港的大學發揮重要的中間人角色。通過各種創新的合作方法聯手發展,香港的大學不但可以鞏固和持續累積其國際化的社會資本,也可與區內的其他合作夥伴大學分享相關資本,更好的發揮高等教育的協同效應,促進智力資本的產生和共用。

「亞洲超級聯絡人」角色

雖然有越來越多香港的大學進入大灣區拓展他們在內地的高等教育,但是目前香港的大學在內地的分校和外國大學在內地辦校時一樣,需要面對很多行政上的限制和管控。香港的大學要更好的發揮它在內地及大灣區的「聯絡人」角色,必須讓它們在內地的分校最終和它們的母校一體化,在「一國」的原則上來進行管理的,而不是以「外國學校」的方式被對待。在這點上,內地政府要允許香港的大學借鑑西方某些著名大學的辦學經驗,發展出他們的教育「系統模式」/「聯邦模式」。

以美國為例,加州大學系統成立於一八六九年,現有十個分校,開辦約八百個學位課程,在校學生有約二十八萬,現全球約有二百萬在世的校友,每年約為加州提供四百六十三億美金的經濟效益,並提供約四十三萬份職位。紐約州立大學系統成立於一九四八年,有約四十五萬全職和兼職學生,加上其他短期和網上課程的學生,人數達一百五十六萬,提供約九萬份職位,全球現有三百多萬在世的校友。

美國大學的「系統模式」強調各分校的一體性之餘,也保留了它們各自的獨特性。香港的大學在大灣區內所建立的分校要真正發揮作用,促進大灣區成為國際人才的集聚地,須政府創新政策的支持。一方面需突破目前存在的把香港的大學「外國化」對待的行政壁壘,另一方面要開通便利之道,誘導內地與香港,與亞洲國家的橫向合作。可以建立像歐盟的伊拉斯謨世界計劃(Erasmus+),推行教育的跨國合作,建立認證、交流、研究、獎學金和聯校合作頒發學位等的一體化機制。比如伊拉斯謨世界計劃資助了在歐盟區內的大學研究,建立並資助數個跨國和跨高校的研究聯盟,優勢互補。假如香港高校能玉成其事,期望可將大陸乃至海外的國家和地區的大學教研和教育資歷互聯互通,讓香港發揮高等教育的「亞洲超級聯絡人」角色,那麼大灣區成為國際人才庫將指日可待,大灣區創新知識型經濟的真正實現也就不遠了。 

在全球化的移民時代,如何由海外生源轉化成移入移民或本地勞動力將是廿一世紀人才戰略的重要一環。因此香港高等教育界如能提供適切的教育、簽證和學生服務,將鞏固其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拓闊非本地學生的來源,吸納來自亞洲和海外的多元人才。

任重而道遠

縱觀香港的歷史發展,香港向來是中國內地與西方國家通商、貨幣交換、文化、學術交流的重要視窗。香港為國際人才的吸納累積了豐富的歷史基礎。新冷戰下,中美兩方的互相圍堵,戰線定必由貿易壁壘、貨幣政策、外交紛爭、人權民主、宣傳策略、運動競技漫延到科技競賽。 高等教育作為科技創新、人力資源與大國國力競爭的必爭之地。在這樣的局勢下,我們要拋開過去內地與香港的政治鬥爭,讓香港善用它之前的累積下來的「中間人」資本,作為內地(首先是粵港澳大灣區,其後擴展到內地其他區域)和西方國家及亞洲國家教育聯動發展的聯絡人,促進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區域人才庫的國際化。香港的大學,求存於新潮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其將任重而道遠!

(陳惠雲為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張立健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