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利班，莎士比亞 《暴風雨》 

女性意識的萌發是何其困難，不但處處受到外部的壓制，內在的貧瘠也使自立的基礎如此脆弱。畢竟，試問動盪世道裏，女子自立究竟有何依憑？ 

有人焦灼地追索存在意義，卻深陷「第二性」的困局；有人傾盡所有為他人而活，終落得虛無境地。她們尚未確立自我主張便亟需彰顯存在。扭曲的成長歷程中，奴性與抗爭並存：時而自憐命蹇，時而怨懟滿懷；既懷自保機巧，又盼他人庇護；掙脫枷鎖時剛烈如鐵，權力重構時退縮如故。 

奴隸推翻主人建立平等世界？女性經驗揭示這般完美辯證絕無可能。意識到坦白心聲之間，存在着痛苦的距離。歐仁．蘇（Eugène Sue）《巴黎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Paris）中的主人公以救贖之名要求妓女「坦誠」面對自己的墜落，妓女則高聲反問道：「坦誠？你要我拿什麼來坦誠？」 

自古以來女性反抗便存在 

原始共同體中曾承載豐富意義的文字，女性卻無法用之以坦誠。文字的發音、寫法，甚至包含的思想被規範，指導着姿態、儀容和交往，劃分出基於身體差別的活動空間，與男女界碑。孟子入屋見妻踞坐，欲以其不合禮而休之，孟母則斥孟子「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 

長久以來，「入戶不有聲」的父權文化殖民着女性意識；先是將女性驅逐於文字疆域，使她們只能運用自己僅剩的生命材料：聲音、縫衣和眼淚來重建、守護自己的秘密語言。在文字麻木人心之際，識文斷字的「才女」則令柳絮隨風入詩，達自由之境，這如同魔法一般的魅力，卻被父權文化限於「詠絮之才」。然而，這種危險的力量從未消逝。當女性習得男性話語，便將對外言辭轉向內在，鼓動着沉默的意識甦醒過來，以創造更多更豐盛的意義，直至文字不堪承載—直至父權高塔傾頹。 

英國女性主義者和歷史學家希羅拉（Sheila Rowbotham）在她一九七三年經典之作《抵抗、革命到女性》（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爬梳着這一女性意識的歷程。希羅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參與青年運動時有感社會改革往往忽視了家庭史與女性問題。她師從湯普森夫婦（E.P. Thompson & Dorothy Thompson），以從下而上的史學角度整理宗教運動以來女性爭權的文獻，並在書中分析了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多國革命運動中的女性經歷。 

正如希羅拉在本書展現的，自古以來女性反抗便存在：有些透過婚姻重掌權威，有些尋求宗教庇護保持獨身，更激烈者甚至自戕或下詛咒。然而，她們始終難以突破性別對立的框架，直到外部體制破裂。十八世紀，男性為反抗君主臣民身份行動時，作為男性臣民的女性也從中覓得自己的武器。在市民階級崛起後，「自由」、「平等」、「正義」等新詞賦予女性集體行動道德根據。然而，若無新事物誕生，文字終將復歸僵化，化作箍咒。法國大革命期間，國民大會以「違反自然和美德」之名禁止並解散女性政治俱樂部；美國廢奴運動中，自由派男性要求女性主義者噤聲，以免影響黑人男性參政。男子迅速搶佔國家機器，使女子訴求孤立於個體層面，「平等」只能託庇於法律與婚誓。 

舊枷鎖和新願景之間的深淵 

隨着工業化的到來，越來越多女性投入生產活動，形成新的集體。這些和男人一樣養家糊口的女性身陷傳統的家庭關係之中。當精英女性將壓迫歸咎「陽剛權威」，勞工婦女嗤之以鼻：那些痛打妻兒出氣的，或回家待人服侍的，算得上什麼「陽剛」，什麼「權威」？更何況，很多時候女性還要成為一家之主，養活男人哩！問題難道不是在於：工作本應為女性創造獨立的經濟基礎，為何卻在現實中為女性套上情感和身體的枷鎖？ 

就算枷鎖破裂，經年累月的輕蔑與剝削，仍令她們舉步維艱。新生活要求自立，而非奉獻；要求創造，而非生育。舊枷鎖和新願景之間，橫亙着思與言的深淵。她們必需經歷艱苦的自我啟蒙—生繭的手重新學會握筆，被瑣碎活打斷的思考如今也要活動起來，組織鋒利的言辭，打破所有冷眼與嘲笑。德國工人和活動家阿德海德．波普（Adelheid Popp）回憶起自己初次撰文時，逐點逐點拼寫文字，筆跡如孩童般笨拙，斷斷續續寫出初衷和訴求：「每當我提筆艱難地述說自己投身運動的初衷，爭取女性啟蒙的機會和男性同伴的支持，實在是為了激勵那些心中懷抱憧憬、渴望前進，卻因自我懷疑而裹足不前的女性工人。」① 

即使在宣稱解放的新社會中，若未創造出新文化、情感模式、家庭結構與教育體系，女性的付出也終將淪為新父權的祭品。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拖着舊負擔與枷鎖，平等反成自我規訓的標竿，而不是社會基礎。延安時期，丁玲在《三八節有感》中寫道：「世上沒有無能的人，有資格去獲得一切。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革命的苦杯，仍要女性率先痛飲。再一次，「平等」這個字緊緊箍着女性的欲望和嚮往。 

女性的萌發，是艱難的開始。生存意志被踐踏，反抗驅使她們前行。歷史屢遭割裂與湮沒，退回性別戰爭原點。然而，痛苦經驗推動先驅踏出第一步，亦賦予後繼者勇氣。 

姊妹們，莫再猶疑！ 

拋卻不自信，捫心自問： 

我們所求，乃是徹底解放！ 

縱然道阻且長，困頓相隨——那又何妨？ 

幸福屬於我們，也屬於後來者。 

當男人問：你意圖何事？ 

「我們願共築新世界，使公義與仁愛成為準則！」② 

註： 

①② Rowbotham, Sheila.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Chapter 5: Bread and Roses. London: Verso, 1972. 

（作者為星語者文化出版人、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