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的稅款

荷蘭女政治哲學家英格麗．羅賓斯（Ingrid Robeyns）在其二○二四年出版的著作《限富主義》（Limitarianism: The Case Against Extreme Wealth）就提出了限富主義的思想，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我們其實該有什麼訴求。什麼是限富主義？羅賓斯提出「合理財富上限（limitarian threshold）」的概念，她認為當一個人的財富超過某個程度後，就應當進行社會再分配。也即是說，財富達到某個上限，就會徵收百分之百的稅款，款項可以用來照顧貧困的人，也可處理全球暖化等問題。

可以說，限富主義也是一種財富再分配，但不同的是，它更針對財富的集中，加入了財富有上限的要求。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會否太極端？但我們要注意的，是全球不平等實在太厲害了。在二○二二年，特斯拉與SpaceX的擁有者馬斯克被美國商業雜誌《福布斯》列為全球首富。假設你從二十歲工作到六十五歲，每周工作五十小時，全年無休，要怎樣的時薪才能累積與馬斯克一樣的財富？答案是每小時一百八十七萬一千七百九十四美元。將近兩百萬美元，並要這樣工作持續四十五年。現在向富豪收稅，都難以收窄這差距，所以才有提出財富上限的想法。

然而怎樣才算是財富多？上限該如何判斷？這樣是共產主義嗎？許多人甚至會以為限富主義是出於嫉妒的思想，本身並不道德。的確，限富主義不容易為人接受，因為它跟現有的制度太不同了。

怎樣才算財富多？

但這不代表限富主義沒法解答這些質疑。讓我們先考慮何謂財富多。羅賓斯指出並不是你有兩架車或有兩層樓就算多，而是當你的財富超出實際需要與社會功能，即多到已經無法為其生活帶來實質差異，或是完全用不完，又或當你的財富削弱了他人機會與社會公平時，這可算是「多」。甚至，當你的財富已開始帶來權力壟斷、民主侵蝕，左右政策、影響選舉、壟斷媒體或科技發展時，這樣的財富量就不再只是個人財產的問題，而是社會福祉問題。羅賓斯也指出實際判斷財富何謂多的並不是幾個人決定，而該是社會和不同社群討論後的共識。這樣看，當我們接受了限富主義，社會的凝聚力也可望提高。

另一方面，限富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它不是淺俗的平等，限富主義並不要求每個人擁有一樣多的東西，它接受一定的差異。而且，限富主義跟某些共產主義不同，並不需要接受政府擁有所有權力。雖然，羅賓斯也認同政府的重要，但絕不支持極權。限富主義也可以支持自由市場，只不過它不會接受全無監管和限制的市場。作者認為，市場是實現物質福祉的強大工具；私有財產則是我們安全、自由與繁榮的基石。所以真正的問題並不是限富主義會否變成共產主義，而應該是：如果我們要實現限富主義，市場與私有財產應受到哪些限制，政府可以扮演什麼合理的角色？

限富主義是一種「倫理行動」

作者指出，限富主義更像是一種「倫理行動」：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擁抱一種限制主義的價值觀。它最好被理解為一種規範性（normative）理想—是一個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標，就像消除貧窮一樣，也許永遠無法徹底實現，但我們就想辦法去迫近這理想。

這是動人的。但最大困難正是怎樣實踐。富豪會願意放棄自己的巨額財富嗎？現在，若某國家實踐限富主義，有錢人也可以把財富轉移至其他地方—這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場容許的。不過，若富豪肯這樣做，必定是他／她也認同該價值，比如對自己社群的關心和關愛，而並不只是因為要滿足稅務要求。這也許是作者把這看成是倫理行動的原因。現實是有這些人，雖然現在為數不多。不過，當富豪都看到財富過分集中的壞處時，他們也許接受改變。Patagonia創辦人將公司所有權轉讓給以地球為宗旨的信託機構，且未藉此逃稅，這顯示「限富」並非痴人說夢。

另一個批評是限富主義似乎違反私有產權理念。若財產是我的，為何國家有權拿走呢？限富主義主張的課徵高額累進稅（例如遺產稅、財富稅），把超額資源重新投入社會用途（例如教育、醫療），然而，這樣不就是迫富豪做「善事」？為什麼不讓他們自願做呢？

限富主義不是強迫富人行善，而是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機制，確保「每個人都能生活得有尊嚴、機會平等」。限富主義並不是反對私有財產，只是不接受無限制的財產累積。舉例說，若你有一條私家路通往醫院，政府也有權徵用該路來保障人命安全。沒有絕對的私有產權，或者說，私有產權都要跟其他價值協調和諧，才有保障的理由。我們現在對私有產權全無約束，就導致了財富可高度集中的惡果。

限富主義絕不容易實現，但這無損它對當今世界的重要。因為它迫使我們追問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一個靠富人「施捨」的社會，還是人人有尊嚴、有機會、有公平分配制度的社會？當食物外送速遞員只得微薄的薪金，也沒福利保障時，而他們的網購平台老闆卻賺到盤滿缽滿時，我們是否覺得限富主義值得考慮？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