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政府危機。自二○二四年七月以來，法國政局一直處於動盪之中。接連兩屆政府均被議會彈劾下台。最後被任命的政府總理勒科爾尼在辭職之後又被重新復職，實屬史上罕見。從法國內部看，政府無法運作的第一後果是二○二六年預算無法出台。法國政治體制下，政府相對強勢，政府預算不僅關係到政府和公營部門的生計，也會嚴重影響整個經濟的運行。更為嚴重的是政治層面的後果。目前，法國議會左中右三足鼎立，勢均力敵，但左中右各派本身也是黨中有黨，派系紛呈。極右翼雖然一黨獨佔鰲頭，但仍然遠沒有達到執政多數。議會裏沒有多數，總理無法獲得議會信任，最終都不得不接受被彈劾的命運。面對這一局面，總統馬克龍陷入空前困局。三條路可供選擇：一是辭職，他本人已明確表示不會走這條路；二是解散議會，但解散議會的前景是極右黨國民聯盟可能更為壯大，甚至可能會破天荒地接管政權；三是向左派讓步，暫停退休改革，以換取左派的支持。

馬克龍連任升高極右翼上台風險

政府難產有其歷史原因。一般說來，輿論將法國目前困境歸咎於二○二四年七月馬克龍解散議會而導致國民聯盟一舉獲得三分之一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這一分析不錯，當時如果沒有解散議會，目前法國政局會穩定得多。但是解散議會雖然加速了危機的到來，卻遠非根源所在。根源可上溯至二○一七年總統大選，馬克龍帶領共和國前進黨出奇制勝，一舉贏得總統選舉。不過，二○一七年馬克龍勝選引起的劇烈衝擊波的後果一直沒有被充分認識。馬克龍率領的執政黨在政治版圖上橫跨左右兩極，其勝利一方面重創了左右兩大傳統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極左與極右兩黨的坐大，尤其是極右黨國民聯盟。二○二二年馬克龍連選連任，議會三派勢均力敵的局面已告形成。目前，在法國議會的五百七十七個議席中，國民聯盟佔有一百二十三個，為議會第一大黨。按照近期的民意調查，如果現在提前舉行立法大選，國民聯盟將會贏得更多選票，甚至獲得議會多數，而迫使馬克龍任命極右翼黨魁為政府總理，法國就會進入史無前例的與極右共治局面。簡言之，馬克龍的第一次勝選解構了法國政治傳統組合，連任則升高了極右翼上台的風險。

法國目前這場政治危機，尤其是政治黨派的分合嬗變，社會的演化與經濟形勢的起落當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但是此次危機也是一次憲政危機。從制度設計的角度，有兩種觀點值得重視。第一種觀點認為，法國實行半總統制，與一般民主政體總統制、議會制不同，法國總統由直選產生，擁有任命總理，主導國家國防、外交大權。在法國，半總統制常常被解釋為「總統主導的議會制」。在一般情況下，總統擁有議會多數，國家運轉順利；但一旦總統失去議會多數，總統與議會相互掣肘，成為半總統制的結構性困境。目前法國正處於這種困境之中，馬克龍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力，但卻無議會多數支持的總理可以任命。鑑於此，有不少聲音宣稱法蘭西第五共和已經走到盡頭，建立第六共和已經在所難免。

第二種觀點認為，法國政治危機源於法國施行的兩輪多數選舉制，這種制度在法國第五共和期間運行良好，維持了法國政局穩定，但自二○二二年以來局面發生改變，這一制度已不再能夠充分反映民意的變化。法國政治學者谷古（Florent Gougou）表示，目前歐洲多數民主國家均採用比例代表制（即按得票比例分配議會席位），相對較好地反映了多元的民意，也使得政黨之間有更多的協商和妥協的空間。美國學者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將這種狀況概括為「多數派民主」和「共識民主」兩大類型。前者權力集中於多數派手中，具有排他性、競爭性和衝突性；後者權力共享，以包容、協商和妥協為特徵。谷古指出，法國在實行比例制之前，雖然社會要求政黨之間更多妥協，達成共識，但政客們仍然停留於贏者通吃，多數主導的傳統執政心態之下。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各政黨無法達成共識的一大原因。

真正的民主危機

不過，這兩種論點雖然都可以部分解釋目前法國政治僵局，但是筆者最為憂心的仍然是法國極右黨發展的勢頭，只有極右黨崛起的威脅才是真正的民主危機。如今，歐洲極右翼氣勢如虹，匈牙利民粹力量掌權已經多年，意大利極右業已站穩腳跟，而在荷蘭、芬蘭、斯洛伐克極右翼均進入聯合政府。在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即使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但該黨也處於上升態勢。如果法國抗擊極右的大堤崩塌，歐洲聯盟將會陷入生死存亡的空前危難之中。此一前景，讓人不寒而慄。法國，這個人權宣言的誕生地，這個爆發了普世革命的國度，難道真要返回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軌道嗎？以反猶、排外起家的國民聯盟（舊名民族陣線）是如何漸漸獲得法國超過三成的選民認可的？在整個歐洲範圍內，經戰後近八十年艱苦卓絕的奮鬥，一個民主、開放的歐洲聯盟已經大放光彩之今天，難道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走上戰前分裂、隔絕、無序競爭甚至各國衝突不斷的老路嗎？民主，這個近世以來被無數專制統治下的民眾視為明燈的制度，難道真的無法抵禦民粹主義歌聲的誘惑嗎？

更為讓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對於極右黨持續壯大的原因，學界與政界均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有人說，原因顯而易見，大量移民的到來將歐洲選民推向了極右。但是，對選舉數據的分析顯示，移民、貧富、年齡、學歷等各因素與選票的流向都有一定關係，但都無法真正說明問題。隨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民主社會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民主制度面臨嚴峻考驗。

（作者為旅法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