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中的王子」宋悌芬

在是次演講中，陳教授分享了他多年來研究宋淇的成果。在他擔任總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中，收錄了這個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界有重要影響的名字—宋淇。這位身兼多職的文化人，在詩歌創作、文學批評、翻譯、編劇，以及《紅樓夢》的研究等方面均有傑出的貢獻。若聚焦於宋淇早期的文學評論，不難發現他經常以「悌芬」或「歐陽竟」署名。陳教授認為，這體現了宋淇早期獨特的批評視野及文學理念：「宋淇的文學批評不是呆板式的文學評論，而是抒發了他對詩歌、對個人、對文學、對生命及對世界的許多看法。」

在四十年代，宋淇與當時許多年輕人一樣，也有浪漫唯情的傾向，但他認為，唯情的意義乃在於對「人」的肯定，並且是一種情感的安頓及生命力的呈現。他在一九四一年的〈漢園三詩人〉中提出，人是有詩性的，而悲哀就是詩歌的泉源，寫詩的目的在於「隱藏悲哀」，以安頓這種情緒。後來在〈談何其芳的散文〉中，他說：「我自己讀何其芳的作品時總覺得他缺少一點什麼，也許就是生命力，就是這一點使他的作品不能成為『偉大』……可是他都忽略了我們所最重視的—Vitality。」儘管宋淇在五十年代批評自己過往的抒情風格，但上述評論仍體現了他對文學的獨特理解—文學並非以虛假的感情或雕琢的文字所堆砌，而是展現生命力和個人情感的重要方式。陳教授表示，宋淇以他的個人生活去展現對生命力的理解，並為自己開出了不同的路，「可惜的是，我很期待他在文學理論上能寫得更精深。但可能是他兼顧的面向太多，因此沒有寫出太多具系統性的理論文章，而我相信他絕對有這個能力。」

那麼怎樣才算是一位好的批評家？在一九四五年，宋淇於〈枕上偶得〉中寫道：「批評家要一語中的也得要眼光，訓練。眼光等於直覺，等於perception，訓練等於修養，哲學上訓練等於臂力……有很多批評家不過是peeping家，連正眼看原作的胆量都沒有！」陳教授指宋淇巧妙地以「peeping」（解作偷窺）來諷刺當時的批評家。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細讀作品，只是偷看一眼，然後就亂講一通。如此一針見血的評論，難怪讓他的好友吳興華於〈短詩十首〉稱他為「批評家中的王子」，更曾於信中讚揚他的評論能力：「悌芬，我誠實的告訴你，我覺得你是我所認識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適宜作一個欣賞態度的批評家的人……但是你卻像永遠能跟創作者的腳步，世界最大的批評家還能說得比這更多嗎？」

宋悌芬與吳興華的文學因緣及交匯

假如宋淇是「批評家中的王子」，那麼我們可以用「天才詩人」來形容吳興華。在他的青年時期，他便以詩歌〈森林的沉默〉一舉成名，後來更有不同的評論及翻譯作品，包括以文言文撰寫的〈《唐詩別裁》書後〉、在〈談詩選〉討論陳世驤與艾克敦（Harold Acton）合譯的《現代中國詩選》、出版了中德文對照的《黎爾克詩選》，以及畢業論文"An Application of Modern Western Methods of Criticism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現代西方批評方法在中國詩歌研究中的應用）。對於吳興華的文學成就，陳教授是持肯定的態度：「在四十年代，一位大學四年級的學生，便有意識地採用西方文論去研究古典詩，而且寫得很精彩。如果仔細閱讀這篇畢業論文，你會發現比起今天某些博士論文更要獨具慧眼。」

宋淇與吳興華的緣份始於一九三九年。宋淇在重返燕京大學時，認識了就讀西語系的吳興華。當時他們擁有相近的詩學理念，志趣相投，對西方文學充滿熱情，推崇浪漫主義，更一同創辦了《燕京文學》。此外，兩人經常向《西洋文學》投稿，並同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及濟慈等人的詩歌，又或是一同推薦愛爾蘭小說家、詩人喬伊斯的作品等。自然而然，兩人也成為了莫逆之交。這種「識英雄重英雄」的友誼，也在吳興華致宋淇的書信中體現出來。

在現存吳興華寄給宋淇的六十一封書信中，時間大約集中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並全部收錄於《吳興華全集》第三卷的《風吹在水上：致宋淇書信集》。雖然書中只收錄了吳興華給宋淇的信件，但我們仍然能看到雙方經常有文學上的琢磨與切磋，而吳興華在信中也毫不吝嗇地稱讚對方。例如他曾以清代史學家袁枚與詩人趙翼的深厚友誼來形容他們的關係：「我倆人才氣自然遠趕不上前人（注：指袁枚與趙翼），但其相好的程度恐怕更要勝過，其緣因多半也就是因為所見多同」，甚至在信中直接寫道：「親愛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運事件中我之認識你可以算是最大的」、「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知道你會了解，才敢放膽大言，並且深切的相信在你一揮手一投足中都有幫助我的力量」。陳教授提到：「吳興華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他說得出來佩服一個人，甚至說羨慕對方，這顯示了他對宋淇的尊敬與崇拜。」

直到一九四九年，宋淇南下香港，吳興華留在北京，繼續在燕京大學任教。陳教授指出，根據現存的信件及史料，兩人後來即使因時局而停止書信往來，但宋淇仍以另一種方法來延續這段友誼，那就是使用「林以亮」和「梁文星」的筆名。

「林以亮」與「梁文星」在香港

陳教授回憶起高中時期，自己十分喜歡看《明報月刊》，特別是林以亮所寫的文章：「當時，他寫了不少論詩的文章，我甚至因為他的觀點與我的想法不一樣，於是以讀者身份寫信給《明報月刊》，希望向林以亮請教。」實際上，「林以亮」不僅是宋淇本人的分身，還具有獨特的意義。宋以朗博士曾於《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中提到：「『林以亮』只是一個角色，但這角色有某種特殊的意義，它既代表了作為『天生詩人』的孫道臨，也象徵了吳興華和他自己……」同樣地，陳國球教授認為「林以亮」是宋淇和他最好的朋友吳興華所共同建構的一個身份。

在《前言與後語》的序中，宋淇曾提及他在香港時期使用過五個筆名，但後來只保留了林以亮和余懷。陳教授認為，「余懷」這個筆名負載了宋淇的記憶，指的是過去他與吳興華的文學友誼。比如在五十年代宋淇以余懷這個筆名撰寫的文章，例如〈詩與情感〉、〈論新詩的形式〉及翻譯黎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等，都表現了他與吳興華的共同文學興趣。至於「林以亮」這個身份，則更多由過去的友誼滋養成長而展望未來，同時也有吳興華的影子；如陳教授所言，這是「兩個人共同的文學生命」。例如〈噴泉〉這首由吳興華與林以亮分別創作的詩歌，前者在一九四一年於《燕京文學》發表；後者在一九五六年於《文藝新潮》刊登。陳教授指出，雖然是同名作品，但吳作更多是談文字創作，並吐露了個人內在的情感；而林作則更多是對人與世界的關懷。

至於另一個筆名「梁文星」，則是由宋淇親自創造。他以這個筆名重新把吳興華的詩歌介紹到港台地區，這些作品例如〈給伊娃〉、〈記憶〉發表於香港的《人人文學》和台灣的《文學雜誌》等刊物。這位「神秘」的詩人不僅深深感動了年輕詩人如崑南、蔡炎培、葉維廉，也讓更多人認識到吳興華這位才華橫溢的詩人。

從「林以亮」到「梁文星」，或許吳興華從未想到自己有另一個化身。然而，若非宋淇，吳興華的詩歌才華恐怕會被歷史淹沒。透過不同的筆名和身份，陳教授認為可以看到宋淇用「余懷」和「林以亮」紀念自己早期人生中的摯友吳興華，而「梁文星」則是宋淇為吳興華創造的第二次文學生命。這引發了陳教授對「文學是什麼」的思考—「人是有情的，我也相信文字裏面是有情的。比起探討文學背後是否指向真實存在的創作者，更重要的是它在字裏行間中所帶來的生命力與韻味。」

都大「中國現代文學館」暨

「相知無遠近」展覽開幕典禮

二○二五年的十一月二十日，位於香港都會大學正校園何鴻燊圖書館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開幕，同時以「相知無遠近：張愛玲與宋淇、宋鄺文美的跨地半生緣」為首場展覽。此展覽以三人跨越四十多年的深厚友誼為主題，並展出一百多件張愛玲及其摯友宋淇、宋鄺文美夫婦的珍貴物品，包括書信、照片及手稿等等，讓公眾了解宋淇與宋鄺文美作為張愛玲文學知音的重要角色，以及他們在電影劇本創作與作品出版方面的合作。同時，展覽也包含不同的動態影像與新媒體藝術，如都大創意藝術學系師生團隊把張愛玲的小說片段製作成動畫短片、以人工智能技術重現張愛玲與宋氏夫婦的相知相遇歷史，並重現了宋家客廳及《對照記》中相關的照片布置等。

在開幕典禮上，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博士表示，他很高興把這些珍貴的遺物託付給香港都會大學，並與姊姊宋元琳女士見證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成立。都大團隊透過人工智能技術及新媒體藝術向公眾展示三人的友誼，讓他相當感動。現時，「中國現代文學館」已正式開放予公眾預約免費參觀，並提供導賞服務。

未來，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會跟人文社會科學院團隊繼續合作，不斷豐富「中國現代文學數碼特藏」平台，包括「張愛玲特藏」和「宋淇、宋鄺文美特藏」。此外，這些珍貴的遺物也會逐步向本地及海外學者、研究人員和公眾開放，並將會定期舉辦其他專題展覽及專題演講。

（本文圖片由香港都會大學提供。梁慕靈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淑鳴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