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圍繞公共空間的研究跨越了六十年。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公共空間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是他面向公眾的第一部著作，二○二二年出版的《新的公共空間結構轉型與協商政治》（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則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

公共空間理論的形成

所謂公共空間，就是社會成員以平等身份進行公開討論、形成公共意見，並對政治權力產生影響的交往空間。基於對歐洲市民社會的考察，哈貝馬斯提出資產階級公共空間的概念，並賦予其完整的社會理論內涵。他認為，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存在一種獨立於國家和市場之外的討論空間，英國的咖啡館、法國的文學沙龍和德國的閱讀社團都是公共空間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開放的公共空間平等交流，逐漸取代了繁文縟節的宮廷宴會。私人公共空間的形成，明確區分了私人空間與權力性的公共空間，使資產階級與文人知識分子獲得相對的獨立性，逐漸擺脫貴族和統治者的規範。

公共空間古已有之。《周禮．考工記》中有「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的記述。中國古代都市大多沿用這一規劃，在宮城外設置市集，供民眾交往。市集與稷下學宮、書院和茶館等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公共空間。

茶館源自晉唐的封建社會。到了宋代，茶館基本具備了與現代咖啡館相似的社會功能：既可休閒、會友、聽書、看曲，也是洽談生意、職業介紹、糾紛調停、社會評論和資訊傳播的場所。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茶館皆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步入近代，茶館的政治和經濟色彩漸趨濃厚。

西方公共空間的原初形態，可追溯至雅典的市集（Agora）和學院。在古希臘，市民在市集交流資訊、討論時事。蘇格拉底常在市集探討哲學問題，雅典民主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市民之間的互動與辯論。雅典市集的公共性與包容性，可與現代資產階級的公共空間媲美。

哈貝馬斯對公共空間的探討僅限於資產階級公共空間，強調公共空間的政治性。在公共空間，公眾通過理性辯論，把國家權力置於「理性批判」的監督之下。哈貝馬斯強調公共空間的作用，是為了促進話語理性和協商民主，加強階級間的對話與溝通，以此排除暴力革命，通過和平手段推動資產階級民主走向普羅大眾的社會民主。

歐洲印刷術的發明促進書籍、報刊的傳播與發展，公共空間的重心也從物理空間轉向大眾媒體。資產階級文人借助紙媒，對君主專制、稅收政策等國家事務進行理性辯論和政治批判，逐漸形成政治的公共空間。哈貝馬斯把政治公共空間的興起視為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前提。

在《公共空間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提出了三個核心概念：公共空間、交往行動和協商民主。公共空間首先是一種物理空間，通過提供交往場所，使面對面的交往成為可能。語言作為溝通媒介，提供交往的機制，使協商成為可能。大眾媒體不受物理空間的限制，對社會和政治進行批評，驅動協商。

哈貝馬斯把資產階級公共空間的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沙龍、咖啡館和閱讀社團；二是紙媒；三是廣播和電視；四是網路平台。所謂公共空間的結構轉型，並不是交往和協商原則的轉型，而是媒介形式的轉變。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促使溝通形式的改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不同的交流空間。在這一過程中，主體間平等、包容、理性的交流原則，不應隨着公共空間形式的轉變而改變。

隨着網路和人工智能的發展，自媒體和網路會議逐漸形成一種新型的公共空間。哈貝馬斯對新的公共空間結構轉型感到擔憂。數字媒體使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公共空間的溝通和討論，但是這種「感性參與」並不能為社會帶來更深層次的理性批判，反而導致交流空間的碎片化，形成眾多平行而無交集的輿論場，進一步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的共識。

交往理性的困境

數位時代，公共空間既被拓展，也被重構。個體在獲得參與可能性的同時，也被推向新的支配機制。在傳統媒體中，公共討論由專業編輯篩選；網路平台的公共輿論則依賴演算法，資訊傳播更注重商業利益，平台資本成為隱性的主導者和規範者。為了獲取利潤，平台的演算法機制強調個人的情緒表達，簡化理性的論證結構，激勵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與極化，導致公共交流偏離理性辯論，最終走向關注邏輯的競爭。

在平台資本主義的掌控下，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正在遭遇危機。權力與資本對公共討論的再嵌入以及網路主導的意識形態，不斷弱化溝通理性和協商民主。時至暮年，面對工具理性對道德理性的侵蝕，哈貝馬斯已無力提出具體的防範建議。

作為批判理性和協商民主的宣導者，哈貝馬斯晚年在巴以衝突中的立場備受爭議。他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表示支持，把以色列視為武裝的和平締造者，忽視中東弱小民族的利益。他強調，德國的「永不再犯原則」首先是保護以色列的生存權。這一立場，在德國社會常被「理性地」視為「政治正確」，但與諾獎得主格拉斯等德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哈貝馬斯生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二戰中度過了青少年時光，在戰後廢墟上經歷了國際秩序的重建。他對以色列的袒護立場，受到大屠殺記憶的影響。在這一問題上，注重理性批判的哈貝馬斯似乎是一個感性多於理性的哲學家。批判理性不外是感性給出的袒護理性，協商民主不外是感覺給出的挾持民主。借助理性的光環，用武力創造民主，以營建中東的「永久和平」。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