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者：（右起，下同）美國科學家布倫科（Mary E. Brunkow）、拉姆斯德爾（Fred Ramsdell）及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坂口志文

三人在「外周免疫耐受」（peripheral immune tolerance）機制上作出互相銜接的關鍵貢獻：坂口志文於一九九五年在小鼠實驗中成功分離並證明維持外周免疫耐受的核心—調節性T細胞；進一步顯示，一旦移除此類細胞，會引發自身免疫性疾病，因而將其命名為CD4+CD25+調節性T細胞（Treg cells）。二○○一年，布倫科與拉姆斯德爾發現FOXP3基因是調節性T細胞的關鍵，並指出IPEX症候群的發病機制與FOXP3基因突變相關；拉姆斯德爾的實驗亦闡述FOXP3如何調控調節性T細胞的基因表達及其免疫抑制功能。二○○三年，坂口志文再度證明FOXP3能調控T細胞的發育、分化與免疫抑制反應。由細胞層次到基因層次的證據鏈，使「Treg—FOXP3—外周耐受」的機制輪廓清晰可辨，也為癌症與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臨床研究與新型療法開發奠定重要理論基礎。

物理學獎

得獎者：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克拉克（John Clarke），耶魯大學教授德沃雷（Michel H. Devoret）及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馬丁尼斯（John Martinis）

三名學者共同展示量子力學在宏觀尺度上可被具體觀測，他們所面對的是物理學中的核心提問：展示量子力學效應的系統最大尺寸為何。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三人以一層非導電材料隔開兩個超導體元件，構建可握於掌心的電子電路，在晶片上展開實驗；結果顯示，原先處於零電壓狀態的數億個粒子最終逃離原本能阱，穿過能量障壁，呈現出多個粒子的隧穿（Quantum tunnelling）。他們並證明該系統可吸收或釋放特定能量，顯示能量量子化（energy quantization）的存在。上述一系列結果把微觀定律推至可直觀把握的裝置尺度，不但回應了「最大尺寸」的理論疑問，亦為後續量子技術的發展—包括量子密碼學、量子電腦與量子感測器—開闢了新的實驗路徑與應用前景。

化學獎

得獎者：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亞吉（Omar Yaghi），日本京都大學的化學教授北川進及澳洲墨爾本大學化學教授羅布森（Richard Robson）

三人對「金屬有機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簡稱MOF）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歷程始於一九八九年：羅布森率先嘗試將正電荷銅離子與四臂有機分子結合，組裝出井然有序、孔隙豐富的晶體，惟早期結構不穩，容易崩解。其後，北川進與亞吉在一九九二年至二○○三年間相繼取得關鍵突破：北川進證實氣體能在MOF中自由進出，並預見其結構具有彈性；亞吉則成功合成高度穩定的MOF，證明其特性可透過理性設計予以賦與。MOF的內部擁有極大的表面積：一個方糖大小的材料，總表面積可媲美一個足球場，宛如《哈利波特》中妙麗的魔法手袋，能在極小空間內儲存大量分子。此特性使MOF在實務上用途廣泛，包括從沙漠空氣中收集水源、捕捉大氣二氧化碳以對抗暖化、分解水中永久化學物（PFAS）與藥物殘留等，在能源與環境領域展現了切實可見的應用前景。

和平獎

得獎者：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

馬查多是一位政治家與工業工程師，長期為司法獨立與基本人權發聲。她在二○○一年起投入爭取自由與公平選舉，並創立選舉監察組織Súmate推動民主進程。此次授獎聚焦於她為「促進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權利」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致力以和平方式推動從獨裁政治到民主的公正過渡。她曾擔任國民議會議員並參選總統；在二○二四年大選前被不公正地禁止參選的逆境下，仍成功團結國內分裂的反對力量，堅定抵制社會軍事化，並支持透過國際壓力與和平手段促成轉型。她的奮鬥歷程彰顯「以民主為和平工具」的理念，授與此獎既是對個人堅持的肯定，亦寄託了對公民權利獲保障與和平過渡前景的期望。

經濟學獎

得獎者：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莫基爾（Joel Mokyr）、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教授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及加拿大學者豪伊特（Peter Howitt）

三位得獎者共同解釋經濟體如何維持持續增長。莫基爾以歷史資料，特別是工業革命時期的經驗，確定透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揭示社會如何打破停滯、使增長成為新常態，並強調對變動保持開放的必要。阿吉翁與豪伊特則於一九九二年提出「創造性破壞」的數學模型，嚴謹描繪增長的動態過程：新創新不斷湧現，並無情淘汰舊技術與舊企業；這雖「破壞」了既得利益者，卻「創造」出更高的生產力與更優質的產品，成為推動經濟前行的關鍵機制。三人的研究相互呼應，既深化對增長機制的理解，也提醒世人：經濟增長並非理所當然，經濟停滯才是常態，唯有意識到並主動因應相關風險與威脅，方能維持創新驅動的長期動能。

（有關文學獎的評論可參本刊諾貝爾文學獎特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