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位畫家的畫論早年已有過被揭發抄襲著名美學家宗白華舊文的「前科」。我發現了劉君又一個抄襲的新公案。因為當時我客居紐約，沒有對此寫文章揭弊，後來回台北任職，日久也忘了。

畫論是劉國松自己研究所得？

二○○九年五月，我收到《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第二十三期，裏面有劉國松的文章，文題：〈我的創作理念與實踐〉。文末並注曰：「本文為作者於二○○八年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文稿」。劉又說：

文人畫的基本棈神可以分三方面來講：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一九六六年劉國松《臨摹．寫生．創造》書中第四頁語句略有不同：

中國繪畫的基本精神可由三方面來說：一是男性的，二是老年的，三是士大夫的。

在這裏，作者無意中透露了「中國繪畫」與「文人畫」在他的認識中是同一個東西，顯然不對。但這不是本文重點，且不談。這三個論點是劉氏自己研究、思考所得嗎？不！一九四四年只有三十三歲的那位山東老鄉李長之在《中國畫論體系及批評》裏第五頁便有：

在主觀上看，中國人對於畫所要求的，是三點：一是要求男性的，二是要求老年的，三是要求士大夫的。

劉君與李長之所說這三點，字眼與次序都一模一樣，不僅此，劉文連這三點的延伸論述，以及所舉古書上的論述，都多屬抄襲。顯然一九六六年及二○○九年的劉文剽竊了一九四四年學者李長之的智慧財產，成為劉的見解，前後兩次，絕無疑問。（但劉君把李長之「中國人對畫的要求」說成「中國繪畫的基本精神」，卻是牛頭不對馬嘴。）

一九四四年重慶出版李長之該書現在很難見到，我在一九七七年已從哥大中文圖書館影印全書，後來收入由我主編、台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美術論集：藝海鈎沉》第六集之中。有此書者便可查證。

東抄西襲　大膽盜作

劉國松論畫的書只有薄薄二冊：《中國現代畫的路》（一九六五年）及《臨摹．寫生．創造》（一九六六年）。最早於一九七○年，台北《新夏月刊》第八期就出現了第一篇揭弊文章〈抄啊—抄啊—畫論竟是由抄中得到的—從劉國松君的〈畫與自然〉談起〉。該作者是新竹高中教師黃祖蔭先生。這位藝壇前輩，一直在新竹教書、寫文。

黃先生揭發劉氏剽竊宗白華的〈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原刊一九四四年大陸當年極負盛名的《哲學評論》第八卷第五期）。黃先生將劉文與宗文大量抄錄對照，然後說：「劉君這樣東抄西襲，游擊式的惡性剽竊，令人眼花繚亂。」並諷刺劉君在〈自序〉中說自己：「表裏一致，對藝術熱愛，對藝術忠誠……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如果對人不誠，就談不上人格；如果對畫不誠，就談不上畫格。」結果他的「文章」卻是大量剽竊。而且是「囫圇吞棗地亂抄，甚至抄也抄錯了……」這樣大膽「盜作」，卻敢如此自我標榜，黃文最後說：「心黑如炭，頭尖如鑽，臉厚如牆，三管齊下，萬無一失矣。」

十幾年後，香港藝文界又有多人寫文章檢舉劉氏更多抄襲、剽竊的實證，是當年香港轟動文壇的醜聞，這些都可以查閱一九八五、八六年香港《南北極》、《Focus周刊》等報紙雜誌。歷史檔案俱在，這裏不必詳加引述。劉氏兩本小書，竟先後被揭發剽竊了宗白華、無名氏（卜乃夫）、林風眠等名家的著述。這是少見「店小贓多」的案例，正如香港作家齊以正所批：「欺世盜名」。

四十年來揭弊已多，但還沒有人發覺劉氏抄襲李長之的著作，因為李長之那本書大概已快絕跡了。該書出版於抗戰末期，物資極度匱乏，書紙粗而薄，見證了那個不可思議的艱苦時代。我為了在台北收入文獻，逐字用放大鏡抄錄，一九九一年在藝術家出版社印行。（二○○六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已經出版了《李長之文集》十卷本，第三卷收錄文藝理論）。

李長之是才華洋溢的學者。二十五歲寫《魯迅批判》，後來寫過《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等名著，數十年來被引為經典，他曾為譯康德《三大批判》而苦學德文，惜因戰亂未酬壯志。文革被批鬥，一九七八年去世。台灣因為有那一個禁書時代，助長了抄襲、剽竊之風，但那不正是考驗文人「人格與風格」的試金石嗎？在改革開放之前台灣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劉鳳翰的《圓明園興亡史》，八十年代有劉文潭的《現代美學》，兩者被揭發抄襲、剽竊前人，劉鳳翰從此退出文壇，劉文潭當年從台大哲學系退出回到政工幹校，也早已退休。

劉國松被揭發多次。他以前都以早年台灣戒嚴，不能書寫大陸學者姓名為由搪塞，但到了早已解嚴、開放的二○○九年，其仍沒有反省、改正，竟重施故技，便難以自圓其說。我是四十年前「故事」的知情者，很難再緘默不語，知情不報，這等於協助作偽。

創作與寫作，誠實是起碼的自律。當代是訊息、出版氾濫的時代，助長了文風的虛浮，所幸法律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以維護正義。古人所謂「太史簡」、「董狐筆」，今人以為是天方夜譚。其實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屢顛躓，屢復興，正因為有此脊梁，有此正氣。

（作者為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博士及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