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
2019-5-30
二〇一九年六月號
三個摩登(陶 傑)

建築家貝聿銘逝世,被西方許為「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最後一人」。

「現代」(Modern)一詞,在中西文化中一百年來最容易引起誤解,也引起極大的混淆。

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展示了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業帶來的貧富衝突,美國底層流浪漢的悲慘生活。從此「摩登」一詞,進入中文詞典。

但是「摩登」在英文裏卻對影成三:Modernism、Modernity、Modernization。

首先「現代主義」(Modernism)是文化藝術的一大流派。自從十九世紀末,尼采宣判「上帝己死」,針對天主教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性價值觀,到此出現異化(Alienation),本來人性歸順於神聖,是文藝復興以來貫穿五百年的主題。人性就是上帝的價值觀的體現。

但尼采的宣判,卻將人性與神聖割離,從此歐洲出現了抽象畫、新裝飾(Art Décor)建築和設計、音樂中出現了史特拉文斯基,在德國湧現了用黑暗陰影和光線的對比講故事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現代主義」是對文藝復興以來的新古典主義和人性的反動,抗議工業革命引致人性的壓抑和摧殘。現代主義往好處看,是解放了人的想像力,音樂可以這樣演譯,美術可以如此表達,而文學也可以通過毀滅的方式來表達所謂的「鳳凰再生」。

然而「現代主義」的副作用,是有人對「毀滅」激進而過份沉迷。火浴之後並無鳳凰,而是出現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我們勇於毀滅一個舊世界」,但創造出來的新世界又如何?

貝聿銘之所以成為「現代主義」的大師,是因為他力挽狂瀾,表達了和諧素潔,重新將人性與天然結合,他的建築擁抱陽光,但使用的直線線條卻又如此的簡潔有力。如果貝聿銘是現代主義最後的大師,他為現代主義劃上了和諧的對號,不再是激烈的感歎號。

七十年來中國人缺乏美術史教育,「現代主義」一詞不甚了了,除了七十年代港台一批文青發現了卡繆(Albert Camus)和貝克特(Samuel Beckett),才驚覺小說和戲劇可以用打破傳統的方式重新結構:舞台上有一株樹,兩個演員冗長的對白,聽上去很無聊,原來表達的是人性漫長而毫無意義的期待。

「現代主義」將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引入華文世界。新詩也變成了「現代詩」。台灣六十年代初一度引起詩的虛無之爭,也是以中華民國名義的知識分子繼「五四」之後另一場被西方現代主義傳染的感冒,只是發生在台灣,針對海峽對面的革命工農兵文學,這場感冒也很短命。

今日的華文社會,手機盛行,購物是生活的主流,早已沒有人對「主義」一詞有任何沉迷。一九七五年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則又是在物質的另一極端,將「現代」一詞作溫飽的唯物定義。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除了共產主義(Communism)和馬克思主義,可以成為真正的「主義一尊」,其他任何「主義」皆屬反動的挑戰。

至於「現代性」(Modernity ),是指自由民主的思想氣質和價值觀。歐洲由中世紀走出來,成為文明,必須有「現代性」。

此所以貝聿銘之死,在中國絕不承認其為什麼現代主義建築之父,只提倡其華裔和「愛國」身份。這一點是否貝聿銘終身的信仰,也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