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今天的觀眾，誰還會對這種陳腐套路買賬？貝多芬有生之年，經歷了啟蒙運動之後的法國大革命，還曾經把拿破崙奉為偶像。那是充滿理想主義和樂觀精神的年代，認為理性和科學將掃除愚昧和黑暗，革命將帶來自由平等的民主政體，造福人類。兩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經歷了那麼多革命，再回看當時歐洲人的心理狀態，不知該作何感想？

本文標題裏的「新解」，不是我作出的。二○一五年我在奧地利薩爾斯堡音樂節，看了當年的新製作，由克勞斯．古特導演的新版《費德里奧》。至今還記得，現場觀眾對歌唱家、指揮和樂團，都報以熱烈的掌聲，唯獨是導演和他的團隊，收穫了震耳的噓聲。薩爾斯堡音樂節作為老派演出主辦機構，想脫掉保守的色彩，不時會有大膽嘗試。古特的導演思路，正是代表。他把劇中人物充滿十九世紀色彩的無伴奏對話，換成經過電腦處理的模糊噪音；劇中人物不說對白，而是在困惑地聆聽另一個自己，說出難以理解的語言。更有甚者，舞台布景以黑白為主，幽暗如監獄的房間配以白色強光，頗有夢魘的效果。我在觀看的過程中，有種錯覺，彷彿這不是真實的故事，而是患有精神病的弗洛倫斯坦自己臆想出來的幻境。但是這種噩夢般的「新解」，反而讓這部歌劇的情節顯得沒那麼俗套了。

或許，這就是後啟蒙時代的我們，所應該看到的貝多芬？不過與其說這種製作拉近了貝多芬與我們的距離，毋寧說是凸顯了十九世紀與我們的鴻溝。當然這種鴻溝也不是現在才有的：這部宣揚自由與正義的歌劇，在納粹德國依然上演，那是多麼大的諷刺？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就曾說：「在希姆萊治下的德國依然能夠演奏、欣賞《費德里奧》，是需要多大程度的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