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
2019-11-29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號
舒伯特最後一首奏鳴曲瑣記(陳廣琛)

當舒伯特完成他的最後一首鋼琴奏鳴曲(降B大調,編號D. 960)時,是一八二八年秋天,距離他逝世大概只有不到兩個月。這個剛過三十歲的人,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了解這個背景,對於欣賞這首作品而言,是一個陷阱:聽者固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曲天鵝之歌,在裏面找到各種與死亡有關的暗示;但是這種思路,也有「後見之明」之虞,彷彿作曲家的生平,可以很容易與作品的細節做對應。

相反,如果我們忽略這個背景,聽到的東西會豐富得多。第一樂章彷彿春日中的一股清泉,徐緩地流淌。若在演奏時把呈示部(exposition)作一次反覆,整個第一樂章長達二十分鐘。它的素材相對簡單,只是變幻着不同的面貌;其速度沒有強烈的對比,予人一種時間靜止、循環往復、延綿不絕的感覺。低音部多次出現的顫音,彷彿來自遠方,又讓音樂顯得空靈悠遠。隨後自然過渡到同樣平緩的第二樂章,鋼琴家Leon Fleisher把這段音樂的節奏,比喻為平靜水面上的一葉扁舟,船槳劃動一下,它就隨波蕩漾片刻;再劃動一下,它又悠然浮動。這種悠長的意味,融入了對生死的沉思,又已超越其上,可謂一種「玄思」,又豈是庸俗的「文藝反映論」所能解釋?

記得二○○七年,我在北京聽鋼琴家傅聰的音樂會,其中就包括舒伯特的這首奏鳴曲。傅聰用的速度非常慢,營造出一種無限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飄飄乎如遺世獨立」。音樂會後,我與他分享這些印象,他回憶起一段掌故:這是他演奏這首作品的第五十個年頭了,一九五七年正值反右運動,他父親傅雷成為「右派」,他則從波蘭回到北京接受批判。批判結束之後,在這麼一個「兵荒馬亂」的背景下,他花了一個星期把這首曲子練出來,在天橋劇場演出。當時坐在二樓前排的,就有蘇聯鋼琴家李赫特。這首奏鳴曲也是李赫特常演的曲目,但是他們二人的詮釋很不一樣:雖然速度都很慢,但是傅聰的演奏更靈動,而李赫特呈現的,則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靜穆。

傅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錄過這首奏鳴曲的唱片,我向他提起,他說當時自己還是彈得太快了。我的回答是:「快有快的好。」現在重聽這個錄音,速度的確是快,但同樣生氣盎然,同樣有時空延綿不絕之感。在我看來,其中一個秘訣,在於呈示部的演奏必須反覆。音樂不同於寫作:有些話,在文章中反覆說,就是囉嗦,在音樂中重複,則是對心理時間的巧妙拓展。對於舒伯特的音樂而言,尤其如此。

二十世紀中生代的鋼琴家,大都忠實按照舒伯特的樂譜,彈出反覆樂段。可惜很多老一輩的鋼琴家,都不作反覆,比如Géza Anda、Clifford Curzon、Clara Haskil等等。前幾年聽過奧地利鋼琴家Jörg Demus的現場演奏,同樣是這樣處理。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不演奏反覆?他說,因為反覆附帶的銜接段落,根據樂譜指示,低音部的那段顫音要以轟鳴的音量演奏,破壞了樂章寧靜平和的氛圍,甚是討厭。

Demus也屬於老一輩的大師,彈了這部奏鳴曲大半輩子。他的演奏,固然臻於化境,但是在這一點上,卻不得不說是有差池。轟鳴的低音,非但沒有破壞、反而更加強了樂章的寧靜氛圍:這無非是文學中常見的「以鬧襯靜」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