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者，以現代標準，業餘之人也。但是按過去的看法，必須業餘，境界才高。一旦專業，就是「匠」了。作為名士的張伯駒，正職是銀行家，在祖傳的鹽業銀行當董事；業餘玩古董、填詞寫字，又因愛聽戲而專門拜師學藝。正職做得吊兒郎當，業餘玩意卻是正兒八經，有聲有色。名士拜師，自然非同一般。他學的是余叔岩，而余叔岩學的是譚鑫培。業餘的人玩到這份上，也是令人歎服。《紅毹紀夢詩注》就是張晚年回憶聽戲、學戲的記錄。其中一首如下：

應是何時摘帽時，全憑領會自家知。

劇中結構能尋眼，到此無需更問師。

詩講的是演戲的一個小細節，其後註曰：

叔岩云，彼曾問譚老「《天雷報》應在何時摘掉帽子？」譚老云：「你要想死摘帽子也能死，不摘帽子也能死。」碰了一個釘子。後來才明白：凡戲都有節骨眼……《天雷報》則是看到姥姥死了，還拿着二百錢，左手把錢接過，右手摘帽扔出，起范兒，走左前場。接錢就是節骨眼，知道節骨眼與起范兒，則無需更問師矣。

這段話大有來頭，也全靠張伯駒這個「票友」悟到個中之妙，保存下來。初學者請教老師傅，常常不懂問問題，會問得很直接，想一步到位。殊不知最淺顯的問題最深奧，也最不會有直截了當的答案。在音樂上，也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指揮家切利比達奇（Celibidache）年輕的時候經常聽「老師傅」福特萬格勒（Furtwängler）演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結果發現速度每次都不同。他就問：「您是如何確定速度的？」這就是不懂問問題了，跟余叔岩「應在何時摘掉帽子」一樣，很直白，但是偏離了要害。福特萬格勒的回答，恰又跟譚鑫培異曲同工：「看具體聲音而定。」這就跟「你要想死摘帽子也能死，不摘帽子也能死」一樣，頗有禪宗公案的味道。

音樂演奏的速度固然重要，演奏家往往覺得必須先確定它，才能據此處理其他因素。所以初學者最想先搞清這個問題。最簡單、也是最笨的方法，就是用節拍器，一個數字消除所有煩惱。而福氏的音樂哲學正好相反：聲音是一個發生在現實空間中的現象，每個現象都獨一無二，無法預設，也無法重複。和聲、音程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展開，就像演戲一樣，決定了音樂的「節骨眼」。速度不是一個「選擇」，而是理順這些關係之後的一個「結果」。要想硬生生地先確立速度，就像問什麼時候摘帽子一樣，是本末倒置。

這聽起來很玄奧，但是把握好音樂的這些因素，無非就是把文法弄通了，速度問題自然順理成章、迎刃而解，甚至變得很「容易」。這就是所謂的「到此無需更問師」。因為老師到節骨眼上就自然做到了，你問為什麼，他也說不出。你想模仿，就已經錯了。切利比達奇畢生服膺福氏音樂哲學，但是他們的演繹毫不相似，這才說明他是個好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