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區M+展覽「廣東摩登：藝術與視覺文化，一九○○至一九七○年代」，聚焦二十世紀以廣州和香港為中心的廣東藝術與視覺文化，將其置於全球現代主義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審視。展覽匯集來自公共機構與私人收藏的逾二百件作品，其中不少為首次公開展出，涵蓋國畫、油畫、木刻、攝影、畫報等多元媒介，構成一個豐富多彩的視覺世界。展覽的核心關注之一，是二十世紀間藝術家身份與女性社會角色的深刻轉變。為呼應這一主題，本文精選部分展品，講述其背後的人物故事。
苦候的戀人
嶺南畫派畫家司徒奇（一九○七—一九九七）創作的《月上柳梢頭》（一九四一）（圖一），描繪月夜下，一位年輕女子佇立木欄杆旁，春風輕拂垂柳，枝頭新葉初生。她把頭髮束成蓬鬆髮髻，耳垂懸玉墜，身著時尚而昂貴的絲絨旗袍，薄紗下隱約可見白襯裙。有別於傳統仕女畫，此畫聚焦女子的神情與內心世界。她面施胭脂，神色茫然，雙唇緊抿，流露出不耐煩與等待中的愁緒。
《月上柳梢頭》以畫家之妻余英華為模特兒創作，畫中耳環與旗袍皆為其實物。畫名取自歐陽修詞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延續中國文學中以月寄情的傳統。女子似在等待未至的情人—他會赴約嗎？現實中，司徒奇與余英華婚姻美滿，一九三五年在廣州自由戀愛結婚，在當時仍屬罕見。他出身書香世家，是嶄露頭角的畫家；她為性格獨立的華僑富商千金。司徒奇曾因傷入院，余英華前往探望，對他的幽默風趣心生好感，但婚後無論是二人的合照（圖二），或司徒奇為妻所繪的多幅婚紗肖像中，余英華似乎皆不苟言笑。戰爭期間，二人輾轉港澳，上世紀八十年代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移居澳門後，司徒家每逢農曆新年便在家中掛出此畫，彷彿寄託對廣州的鄉愁。一九九四年，司徒奇於廣州美院舉辦個展，余英華坐於畫前合影（圖三），衣著時髦依舊，這一次終於露出笑容。
打領帶的國畫家
高劍父（一八七九—一九五一）是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與弟高奇峰及陳樹人提倡融合現代題材、西洋與日本技法革新中國畫。他的藝術理念深遠地影響了關山月、趙少昂等人，並透過海外廣東僑民社群的傳播，贏得廣泛的國際聲譽。
高劍父早年加入同盟會，受孫中山革命理念感召，視藝術為民族覺醒與社會革新的工具，畫作中常以鷹虎形象抒發愛國情懷。一九三○年，因畫風被批評過於模仿日本，他前往印度尋求新靈感，並與詩人泰戈爾及其藝文圈交流（圖四），探索泛亞洲藝術的現代化之路。這趟旅程亦點燃他對佛教藝術的興趣，《舍利子》（一九五一）正展現其書畫兼修的功力，可作一例。
高劍父訪問印度期間，泰戈爾學生德伊（Manishi Dey，一九○九—一九六六）繪製了一幅側面的《高劍父寫像》（圖五）。他戴眼鏡、神情專注，微舉右臂，彷彿正在作畫，並一改年輕與恩師居廉和同門師兄弟合影（圖六）時的中式長衫，改穿西式襯衫與領帶，象徵其國際視野與嶺南畫派的開放性。德伊混合西方與中國的墨水以暈染其輪廓，既致敬中國畫傳統，也象徵兩人共享的泛亞洲文化理想。
鏡頭後的明星
一九三九年，攝影師沙飛（一九一二—一九五○）於晉察冀邊區拍攝兩位年輕女民兵演習（圖七），畫面中卻另有主角—鏡頭前蹲地拍攝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兼電影明星陳波兒（一九○七—一九五一）。
陳波兒（圖八）出身廣東潮安富裕家庭，受教育於南京與上海，精通語文並擅寫作。一九二八年加入共產黨主導的劇社，以先鋒劇場傳播思想，並撰寫專欄批評五四運動未能改善女性處境。因寫作收入有限，她轉入電影界，並於一九三四年憑主演左翼影片《桃李劫》成名。她深知銀幕形象可成為改變女性角色的武器，並將電影視為政治實踐場域。
沙飛照片中，陳波兒與女民兵並肩作業，正體現其長年追求的兩大理想：女性解放與民族解放。一九四二年，她參與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戰後領導東北電影製片廠，推動貼近民眾的電影製作。一九四九年，她主導《中華女兒》與《趙一曼》兩部女性革命題材作品參展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雙雙獲獎，標誌新中國電影首次於國際舞台獲得認可。
不幸的是，陳波兒因未被診斷出的心臟病於一九五一年猝逝，沙飛則疑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於一九五○年誤殺醫師遭處決。兩人皆英年早逝，以短暫生命留下深刻印記。
農民政要
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政壇上出現一位皮膚黝黑、笑容滿面，頭裹白巾的西北農民—陳永貴（一九一四—一九八六）。他以提升山西大寨農業產量而聞名，並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成為全國楷模，雖然成年後才識字，卻成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國務院副總理。
梁世雄（一九三三年生）的《大寨花開五指山》（一九七三）（圖九）描繪陳永貴在海南島，和當地黎族農民一齊欣賞等待收割的金黃稻穗，身後兩位面頰紅潤的知青正記錄筆記。畫中人物或互相觸碰，或手執稻穗，彷彿向觀眾驗證此民族團結與農業豐收的烏托邦願景。當時海南隸屬廣東省，廣東畫家筆下的海南，多以藍綠色調描繪熱帶海島景致。梁世雄則以金黃色調為主，僅描出淡藍五指山與數棵椰樹，淡化了地域特色。 
一九七二年梁世雄曾乘軍艦赴西沙，次年前往海南居住並寫生（圖十）。他初期草稿中人物多坐或跪田間，背景具較濃厚的本地風光（圖十一），後來逐步調整為金字塔式構圖，讓陳永貴站於畫面中心，椰子也由青變黃。梁世雄從未親見陳永貴，其形象來源應為當時廣為流傳的新聞照片。唯一未變的，是陳永貴始終如一的微笑。
名門千金革命畫家
方君璧（一八九八—一九八六）生於福州名門，姊姊方君瑛為同盟會成員，兄長方聲洞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一九一二年，她隨姊赴法，先後就讀朱利安學院與國立高等美術學院，成為第一位畢業於此兩校的中國女畫家，受學院派與現代藝術雙重影響。
方君璧丈夫曾仲鳴為汪精衛親信。一九二五年，她隨夫來到廣州，捐畫支援中山紀念堂建設，並與高劍父、高奇峰相識。在兩人影響下方君璧開始融合西畫訓練與國畫技法，探索中國畫的現代化之路。此時創作的這幅《自畫像》（圖十二）中，她上身裸露、長髮飛揚，目光直視觀者，帶有一絲反叛與情色氣息。
一九三九年，在一次暗殺汪精衛行動中，執行暗殺任務的特務誤中副車，曾仲鳴不幸遇害，方君璧亦重傷。她於一九四二年創作的《破壞中之建設》（圖十三）描繪二戰期間廣州殘破景象，但畫面洋溢重建希望：遠處樓宇新起，前景人物如常生活，象徵她堅毅重生。汪精衛手書畫作標題，更蓋上「和平實現新中國」印章，既紀念了兩人深厚友誼與共同承受的失親之痛，又表達了他的政治願景。
畫中畫中人
油畫家王少陵（一九○九—一九八九）的《為君裁》（一九四一）（圖十四）亦為「廣東摩登」重要展品之一。畫中女子穿著旗袍縫製清代官服，背景懸掛國畫山水，構成一幅古今交錯的「畫中畫」。標題彷彿以浪漫化筆觸反映了戰時女性的勞動與犧牲。
王少陵一九三八年移居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並任教於該校。他以水彩城市風景著稱，亦創作少量油畫女性肖像。《為君裁》之後的作品如《攬鏡》（一九四六）與《女人體（秋夢）》（一九四九）（圖十五）亦延續「畫中畫」形式。《攬鏡》描繪女子閒坐對鏡，手持白雛菊，象徵純潔與愛情。《女人體（秋夢）》更趨如夢似幻，女子裸身披毛巾，被三重不同的畫面所包圍：左側有一面鏡子，牆上掛一幅山水捲軸，窗外風景則最為抽象，如夢境般風起雲湧。
這三幅畫皆以王少陵當時妻子胡意秋（一九一九—二○○四）為對象，唯《女人體（秋夢）》完成於兩人分居、離婚之際，或可視為藝術家對這段關係的回望。胡意秋是廣東畫虎名家胡藻斌之女，亦從事雕塑創作，一九三九年赴美留學後終生未返，曾任紐約華僑學校校長。《攬鏡》完成後不久，這對夫妻當時並立畫前合影（圖十六），雙雙成為「畫中人」，見證藝術與人生的交織。
（彭綺雲為M+香港視覺文化策展人、楊浚承為M+水墨藝術副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