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七八年前，我在北京三聯書店任職，經人介紹，魯冀先生約我面談。就在三聯樓下的雕刻時光咖啡館，我初次見到這位風度儒雅、帶着一股濃濃知識分子氣息的作者。他泡了一壺伯爵紅茶，與我侃侃而談，講述自己平凡但又頗為傳奇的一生。我好奇地傾聽，時時被他的故事吸引、感動和震撼。大約兩個小時，我被他迷住了。我說：「你的人生這麼精彩，為什麼不寫回憶錄呢？」他說以前零星地寫過一些，也曾經出版過兩本隨筆集，但是總覺得自己不是名人，不曾動過寫回憶錄的念頭。於是我勸他說﹕「你的人生經歷中有些重要的事實和史料，是值得挖掘和總結的。不光是為了對自己負責，而且，將這些真實的故事留下來，留給社會、留給後人、留給歷史，本身也是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一份責任。」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在狂熱時代中為毛澤東造像

魯冀先生的經歷，大體上分為前後兩段。早年在國內求學，「文革」前畢業於清華大學土建系，「文革」後又重回清華，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成為土木建築領域的專業人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偶然的機會下移居美國，轉而變成了一位專業記者。晚年，經歷了若干人生變故後，他皈依基督，在美國成為牧師。他將自己的經歷稱之為「荊棘人生」，意謂自己生活道路之崎嶇多險，一路走來殊為不易。誠然，就像他自己記述的那樣，他這一生不僅故事多多，而且平凡中有不平凡，當他把自身經歷與歷史進程融為一體時，死水微瀾也曾凸現驚濤駭浪。他是記者出身，文筆上佳，會講故事，大事小事，經他娓娓道來，皆清新可讀，引人入勝。像每一個經歷豐富的老年人一樣，他的人生況味，就像一罈陳年佳釀，是值得人們細細品賞的，哪怕是那些隨手寫下的瑣碎記憶，也能體現某個特定時代的特徵，對於今天的讀者，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認知。他是文人，平日以文會友，與一大批文友結緣，有些更是忘年交。他在書中幾乎是隨口講出的一些與沈從文、蕭乾、劉開渠、黃永玉、錢紹武、李煥民等作家、藝術家交往的故事，便不能不令讀者對他刮目相看。

然而在我看來，魯冀先生最為可圈可點的是兩件壯舉。

一件是他「文革」期間在清華大學主持修建毛澤東塑像的事。按理說，他一九六五年從清華畢業，一九六六年「文革」興起，他早已離開學校，清華的「文革」與他無緣。然而由於受到好友邀請，他竟然意外地獲得了「回校鬧革命」的機會。而此時又恰逢清華大學的紅衛兵拆除校園內標誌性的歷史建築「二校門」，引發了他的一個創意：在「二校門」原址上建造一座毛澤東塑像。他的想法得到了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總部支持，於是他承擔了組織、策劃和施工的責任，作為建造塑像的總指揮，搖身一變成了「清華園裏能量最大的人之一」。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塑像落成，不僅清華一片歡騰，而且引起全國廣泛關注。各地紛紛派代表到清華取經，魯冀先生作為專家屢受邀請，到處去指導毛澤東塑像的修建。他甚至為此專門寫了一本著作，向讀者講解毛主席塑像修建中的種種技術問題。須知，那時中國正處在個人崇拜的熱潮之中，到處都在「造神」，「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於是清華為毛澤東造像的創意在全國各地被迅速推廣，成為時代風尚，短短一兩年內，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萬座毛澤東塑像在機關、學校、工廠、社區、廣場、街頭被豎立起來，成為「文革」「紅海洋」中最為醒目的一道風景線。這樣的情景，相信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憶猶新。

儘管，時過境遷，隨着「文革」結束，極左思潮被糾正，這些在公共場所「日夜站崗」的毛澤東塑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被拆除。就連魯冀先生在清華大學建造全國第一座毛澤東塑像的地方，清華「二校門」也早已按照原貌修復，那座「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塑像已無處可尋。今天，甚至連研究街頭雕塑的專家想要找到當年毛澤東塑像的照片也十分困難，魯冀先生作為為毛澤東塑像的「始作俑者」，「開風氣」之人自然也不為人知。由於他幾十年來身居海外，沉默低調，很少談及當年往事，以至於有關策劃、建造第一座毛澤東塑像的故事，被人眾說紛紜，甚至以訛傳訛。各人從不同角度看待此事，有人認為這並非光彩之舉，所以即便參與了塑像的設計和修建，也羞於承認；有人卻以為這畢竟是一件輝煌的藝術作品，作為參與者與有榮焉，於是極力強調自己在當初發揮的決定性作用，難免有貪人之功的嫌疑。對此，魯冀先生在書中細說從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客觀還原了這段歷史。我想，無論人們怎樣看待此事的是非功過，都必須承認，建造毛的塑像，畢竟是當時一件影響遍及全國的大事，它體現着中國曾經盛行的社會思潮，見證着我們的社會曾經陷入過怎樣的狂熱，代表着一個時代的歷史，因此值得一記。

憑一支筆為江南案提供關鍵線索

魯冀先生做出的第二件壯舉，是他以記者身份在美國全程介入記者江南遇害案的調查，並成為破案的關鍵人物。

江南本名劉宜良，原是《台灣日報》駐美特派記者，他在美國寫出《蔣經國傳》，該書在洛杉磯《論壇報》連載後，因當中披露蔣家內部矛盾和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引起國民黨上層強烈不滿，同時國民黨情報局又發現他為中國大陸「收集情報」。於是，該情報局買通黑社會「竹聯幫」，於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在舊金山附近Daly City的江南私宅車庫內將其暗殺。剎那間國際輿論大嘩，海內外各界紛紛要求追查兇手。

魯冀先生此時也在舊金山，他是《時代報》記者，同時兼任香港《文匯報》駐美特派員。因為同行的關係，他結識了江南，彼此成為密友。江南遇害，他悲痛至極，決心親自追蹤調查，揭出事件真相。這在當時顯然是十分危險的事。然而魯冀先生是執着的，他抱着一種「走火入魔」的心態，連續撰寫了數十篇有關這一事件的新聞和評論，其中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獨家資料，特別是提供了破解此案的一些關鍵證據線索。《時代報》害怕惹禍不敢刊登他的文章，他便轉給香港《文匯報》刊登，這些文章當時在港台、美加多間報刊都有轉載，引來大批讀者追讀。而魯冀先生為了避免暴露身份，頻頻更換筆名。他說自己一生用過十幾個筆名，光是為了江南案的報道，就用了七八個。可以說當時情況是大案當前，眾皆怯怯。在這裏，他顯示了優秀記者所具備的主要品質：敏銳、機智、有策略、有膽識、有擔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他的努力自然是有回報的，大審「竹聯幫」、台灣情報局長被撤職便是最後的結果。相信讀者後來都見過相關報道，從中了解到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我希望大家在驚歎美國聯邦調查局破案能力之餘，不要忘記此案中調查記者那一支犀利的筆，曾經為迷茫的案情做出的解析，或許這才是聯邦調查局賴以破案的基礎。

這兩件壯舉，魯冀先生可以說都是受到歷史風雲的裹挾，而不由自主地參與其中。其實，他和我們一樣，原本是平凡的普通人，是「小人物」，也就是他所說的「small potato」。在一般情況下，這樣的人是沒有機會參與歷史進程的。他們會被漫漫的歷史所遮蔽，而難以浮現出來。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小人物一生中假如有一次參與創造歷史的機會，那是幸運的，然而魯冀先生得天獨厚，他運氣特好，竟然趕上了兩次，無論是「文革」中修建毛澤東塑像，還是推動江南大案的偵破，他都處在創造歷史的核心位置。這是否應該簡單地歸之於他有非同尋常的機遇呢？

金子放在哪裏都會閃光

人們常說，機遇只留給「有準備」的人。這句話用在魯冀先生策劃修建毛澤東塑像上，是完全正確的。魯冀先生自幼喜愛藝術，少年學畫，對建築和雕塑早有心得，繼而又畢業於清華土建系，成了工程師。正是因為他具備這幾方面的綜合素質，才能使他看到清華「二校門」被推倒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在原址上該建一個什麼樣的建築？於是修建毛澤東塑像的創意便應運而生，這完全是天賜良機於斯人，天降大任於斯人也。但是，如果說他遭逢江南大案後，冒險追蹤調查並取得關鍵證據線索也是因為「有準備」，那便是牽強附會了。在這裏應該說，創造歷史的機遇，通常只留給那些有良知、有膽略、有魄力的人，魯冀先生屬這樣的人。

也許有人讀過此書後，會感歎說，魯冀先生作為青年建築師，早早就顯露才華，不僅「文革」中主持修建過多座毛澤東塑像，而且「文革」後還以專家身份參加毛主席紀念堂前群雕的建造工程，在土建專業上，他顯示的，完全是一種前程不可限量的發展態勢。如果他不移居美國改行做記者，而留在國內繼續發展自己的專業，或許今天，他已經是國內著名的土木建築大家。但我以為，就像歷史是無法假設一樣，個人專業的發展前景也無法假設。在人才問題上，只有一條邏輯是恆定的，那就是「金子在哪裏都閃光」你看魯冀先生改行做了記者，不是也同樣優秀，同樣傑出？哪怕是他後來研讀三年神學，做了牧師，他的論文在國際神學研討中，也受到特別的重視，他本人被同行稱為「重量級」的專家。這可真是「才華不滅」的道理。

魯冀先生年長我十餘歲，其閱歷和學識一向為我所敬重；他過去曾是土建專家，其擅長的專業，我所知甚少。因而本書的序言，本該由前輩建築學家或藝術家來寫。但是，如前所述，鑑於我和這本回憶錄七八年的「緣分」，魯冀先生再三邀我動筆，我又感覺無法推辭。在第三遍閱讀此書之際，邊讀邊寫，遂成此篇，勉強叫做序吧。

（作者為三聯書店前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