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諒關懷的實用型設計師

一九八一年四月，貝先生到同濟大學講學，時年六十四歲。他剛剛完成了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和波士頓甘迺迪圖書館的工程，打鐵趁熱，他穿梭大洋兩岸，為北京的香山飯店奔忙。同濟建築系的領袖黃佐燊、馮紀忠教授，是他的前後同學；陳從周教授是他的朋友。那年頭出國很難，欲了解建築學動向，靠僅有的幾本雜誌和書，偶有外國專家來校講學，都座無虛席。貝先生到校演講，臨開場幾個小時前，文遠樓的大階梯教室，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貝先生在眾教師的簇擁下進入講堂，他開口就說，我普通話不好，講上海話還可以。但他全程還是用普通話介紹了他的作品。會後，在恩師陳先生的幫助下，我有機會向貝先生致敬，他在我帶去的雜誌上簽名。

過去四十年，貝先生是無數中國建築學子心中的楷模和高山，激勵我們在各種艱難複雜拮据的條件下，盡力創造適用、美觀、和諧的人為環境。過去幾十年，我在北京、香港、蘇州、台中、夏威夷、華盛頓、達拉斯、柏林、多哈追尋他的足跡和作品，這些設計跨越一九六○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如今，介紹頌揚貝先生的文章鋪天蓋地，我只想借《明報月刊》一角，分享我對貝大師作品的認識。

貝先生在世界各地創造了許多激動人心的建築作品，但他首先是個體諒業主和用戶的關懷實用型設計師。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為低造價住宅開發商服務，設計的是低收入者社會住宅，一條長走廊，兩邊是房間。稍微多餘的錢，就在樓房之間的廣場種樹。他開事務所的頭十幾年，都是建這類房子。六十年代初，貝先生設計了夏威夷大學的學生宿舍和東西方中心。宿舍樓學習了法國勒．柯比意（Le Corbusier）設計的馬賽公寓，電梯隔一層停，這樣，樓面的實用面積很高，而開窗的方式也學馬賽公寓，非常整齊模數化的混凝土框，形成機器美學韻律。東西方中心，有了些底層和樓層的公共空間，他結合熱帶氣候，用整塊板做隔斷，設計開敞，而混凝土則是清水的。他追隨的大師有Walter Gropius、Le Corbusier、Louis Kahn、Marcel Breuer，稍知現代建築史的人，看見這些名字，可以意會貝先生追求的來源。另外，貝先生酷愛現代雕塑和抽象畫，抽象美術作品裏的空間感啟發他的設計，不落俗套。這些普通的學校房子，過了六十年，現在看來，還是很精當的。

建築設計就是空間加體量

當貝先生有機會做公共建築時，滲在他骨髓裏的現代主義思想就自然湧現出來。他一再說，建築設計就是空間加體量（space and mass），空間是給人用的，體量包圍、界定空間，做出來，是「讓她在陽光下顯示出陰影效果」（勒．柯比意對建築體量的定義）。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代，貝先生設計的美術館，已經是高低錯落空間相套，整體中蘊含局部。這套手法，在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東館和波士頓的甘迺迪圖書館裏，表達得淋漓盡致。在這些建築中，都有出乎觀者意料的巨大中庭空間，而圍中庭的，是接近人尺度的層層挑台。這不僅形成了尺度的對比，而且使人們可以在不同高度欣賞中庭空間。天光從幾何形玻璃頂瀉下，使得中庭令人十分愉快。在體量的操作中，貝先生喜歡用三角形、銳角。國家美術館東館的銳角，只有十一度；柏林歷史博物館裏的牆，也差不多角度，尖劈過來，毫不妥協。貝先生說，三角形打破了平行透視和常人的預期，令空間感更加豐富。貝先生的設計，一如其人，無論多少簡潔，到了門廳，你都可以感覺到一股雍容貴氣，中庭雖然熱鬧，但並不俗氣。

貝先生在五十年代，就頻繁回台灣，設計東海大學校園。在那些樹木掩映的庭院裏，兩層樓的黑瓦單坡頂略有安靜禪味，而路思義教堂，兩片混凝土的合掌是結構，又是奇妙的形，她是中國的意象、現代的手法。離滬赴美約四十年後，貝先生於一九七四年，終於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一九八○年，北京正處在「奪回古都風貌」的熱潮中，凡重要公共建築，一定要戴上傳統形式的大屋頂。貝先生設計的香山飯店，不用大屋頂，卻用大型鋼框天窗架於長春四合院上，貝先生用庭院、園林，兩邊交替的單邊走廊，使客人在出入的路途中，總是面對園林。貝先生知道「線」對於中國（畫）藝術的重要，因此，在香山飯店和蘇州博物館的設計中，牆和立面上的勾線都十分明顯，而這條灰黑色的線，是用青磚或鋼結構做的。日本的美秀美術館也有類似的手法，在這些東方傳統的設計課題上，貝先生依靠現代手法和技術，體現傳統的迂迴含蓄空間感和抽象的意境，使建築更融入於自然。香山飯店當時面對不少批評，今天去看，規模比較小而謙虛，但這個旅館卻給正在起步的中國現代建築，指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

貝先生設計的簡潔，一以貫之，依賴於施工的精準。貝公司的圖紙，對於石料的尺寸，要求很高。而石料開採後，在切割和加工過程，只有百分之十成為掛在建築表面的石材，其餘皆棄之。貝先生的建築，要做出體量的實體和厚重感，大多採用昂貴的花崗石。貝先生做人圓融，但設計喜歡尖角，這種尖角，用石頭打磨，且從上到下對齊，很容易崩角，對施工是種挑戰。做得好，則幾何形狀利索爽快。

現代藝術和建築交相輝映

建築畢竟不是純藝術，造房子要有塊地，有業主、用途、造價、技術、材料的種種限制，建築構思來自於一個人，但要有許多技術的配合，成百上千技術人員和工人的辛苦勞動，構思才能成為現實。建築師千千萬萬，但真正進行建築創作的，在行業中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其餘的終生都只搞項目管理或駐場。貝先生的努力，為他換來以後的創作自由，鈔票和權力向他敞開大門，總統遺孀、法國總統、中東酋長、中國官員將其捧為上賓，希望獲得他的設計。因此，一九八○年以後，貝先生不用再為稻粱謀，他滿心考慮的，就是建築藝術了。在北京和蘇州，用地讓他隨便挑，他看上了香山，幾百顆雪松應聲倒下；為了蘇州博物館，拙政園邊的老宅，立刻搬遷。貝先生想要外牆的一個顏色，意大利整個山頭的石頭開採下來；貝先生喜室內有竹，南方的竹林移到北京澆灌，每三個月換入中國銀行總部的室內中庭；貝先生要體現園林風貌，雲南石林的整塊巨石，長途車運至北京。在貝先生的鼓勵和介紹下，畢卡索、摩爾（Henry Moore）、朱銘、楊英風、趙無極等現代藝術家的作品，給放到了建築的廣場或內壁，現代藝術和建築交相輝映。這樣的建築師太幸福了，和大部分整天跟業主指揮棒團團轉的建築師，實乃天壤之別。

我在電視和各種媒體關注貝先生，聽他侃侃而談或說的片言隻語，感到他深有教養和內涵。他在中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一至兩歲在廣州，童蒙未開；在香港八年，約十歲時到上海，又過八年負笈美國。香港、蘇州和上海，塑造了他的中國認識。他長處西方世界，卻又不斷從東方故國文化中汲取營養。我見過他一九八五年寫給陳從周先生的信，遒勁字體，現在沒幾個國人寫得出；二○○三年，他為《陳從周傳》寫序言，國文水準可以比之於陳先生。二○一七年，蘇州博物館展出他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二年求學期間的家書，直行繁體，向父母述說英文的不適應、學校的功課等。香港電視台採訪他，他說正宗廣東話；上海電視台採訪，他說軟糯上海話。他說的話，溫文、謙虛而得體，給中國建築界許多啟發。貝先生的建築活動，延續了近七十年，貝先生的事業常青和身體長壽，對華人和中國建築界是種幸福和鼓舞。希望在貝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有更多的中國大師湧現。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