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
2019-7-28
二〇一九年八月號
傳播學進入內地的傳薪人──緬懷余也魯先生(賀越明)

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際化城市香港的角色舉足輕重,但人們通常看到或談論較多的,是香港向內地輸入資金、資訊、人才及現代管理制度,尤其是其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對深圳創辦經濟特區的催化作用。實際上,國門初開時,與外部的文化藝術、人文科學交流,大多經過香港這個特殊渠道。《萬水千山都是詩—余也魯回憶錄》(香港﹕海天書樓,二○一五年七月版)一書,敍及傳播學引進內地的過程,即為一個重要事例。筆者有關此事的目睹耳聞,亦可作補充和見證。

香港傳理教育先驅

余也魯(一九二○─二○一二年)之所以成為傳播學進入內地的推手,與其人生經歷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他就像上帝派來將這門學科引入內地的傳薪人。

熟悉余先生的人知道,他是集學者、翻譯家和出版家於一身的文化人。他生於江西省奉新縣一個基督教家庭,在戰亂中讀完小學和中學,一九四二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畢業後進《中央日報》編譯國際新聞,後考取台北美國新聞處翻譯;一九五○年初,調至香港美新處;一九六四年七月,辭職赴美入史丹福大學,師從傳播學泰斗宣偉伯博士(Wilbur Schramm,內地譯威爾伯.施拉姆),一年獲碩士學位,回港應浸會學院邀請創辦傳理學系,涵蓋新聞、廣播、電視、公關、廣告和電影等科目,被譽為「香港傳理教育先驅」。一九七四年五月,應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之邀任講座教授、系主任兼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將新聞系改名新聞與傳播學系,課程由兩年制改成四年制,增加電台電視、廣告公關等科目,後開設碩士課程,主持該系八年,於一九八二年退休,桃李遍布港九及海外。

退休不久,余也魯悉心籌劃了一次重要的內地之行。他在一九七九年接待過一個內地電化教育訪問團,向他們介紹電子傳播媒介在教學上的應用,並分享英美衛星教育的經驗。該團成員是二十多個省市高等教育部門主管,聽後大感興趣,帶團的廣東省高教局局長林川表示時間太短,要請余也魯去內地講。過後,果真發來了邀請。內地「文革」後遺症嚴重,大學不多,師資奇缺,對廣大青年傳播文化知識,有賴開辦廣播電視大學。余也魯與邀請方商議,在廣州舉辦全國性電化教育講習班,全面介紹現代傳播和電子媒體教育。為此,他函請時在檀香山的美國東西中心高級顧問宣偉伯偕夫人同行。老學者欣然應邀,並撰寫了三天課程的講稿。

一九八二年四月下旬,廣東省現代教育傳播理論講習班在廣州的華南師範大學開課,聽講者主要來自各地高等院校。宣偉伯、余也魯蒞會授課的訊息傳了出去,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遂邀請前往講學。

「傳」應與衣食住行並提

余也魯陪宣偉伯夫婦到上海,與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舉行兩場活動:四月二十八日座談和二十九日演講。其時我在該系本科畢業,師從兼職教授徐鑄成讀研究生,恰好領略到他們的學者風範及傳播理念。

這之前,內地兩所大學僅有的新聞系已有對傳播學的介紹,初期較為粗淺,譯名也不統一,八十年代初開始系統整理,有研究生以傳播學為碩士論文,但在初窺門徑階段。宣偉伯和余也魯的光臨,無疑激發了師生們一探傳播學堂奧的興趣。

演講那天,新教學樓二樓一間梯形大教室,師生滿堂。年屆七十五歲的宣偉伯,滿面紅光,精神矍鑠。他以「報紙和電視的力量」為題,深入淺出地講述傳播學的基本原理:嬰兒呱呱墜地時第一聲啼哭,就是一種傳的行為,宣示一個新生命開始。所以,傳播是人類的天性,人是最講究傳播的動物。上百年裏各種媒介的產生,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無一不是人類出於傳播的需求而創造和發展的。他還簡要介紹美國傳播學研究的狀況。到互動階段,幾位師生向宣偉伯遞條子提問,有位四年級女生站起來提了兩個問題,其中一個是如何理解宣傳與「魔彈說」(編按﹕魔彈說是一種宣傳理論,把媒體對人的刺激比喻為魔彈打入大腦,或像針筒注入身體,能迅速被受眾接受,從而控制公眾行為和輿論。)的關係。宣偉伯很高興,說這個問題可得A。

宣偉伯回答完問題後,余也魯通過紀錄短片介紹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的教學設施,還談了對於內地開展傳播學研究的看法。他說,表面看去,好像中國人並不看重個人與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傳的需要,其實中國人是個十分懂得傳的民族,可能覺得傳的行為太容易又十分普遍,因而一直沒有把「傳」當成人生一大需要來看待。「傳」應與衣、食、住、行並提,列為人生五大需要之一,把它從我們傳統的生活行為和歷史的經驗中提煉出來進行研究。他深信從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中,一定能夠找出不少亮光,說明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人類的傳的行為。實際上,這是首度在內地提出「中國傳」的研究。我和其他師生一樣,大都聞所未聞。

逗留上海三天後,余也魯和宣偉伯夫婦於五月一日飛抵北京。先是聽說他們在人民日報社演講,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員座談,參觀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後從《人民日報》上的新聞獲悉,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宣偉伯夫婦和余也魯,但提到宣偉伯稱「電化教育專家」,讓人有些不解。一位老教師據此推測,中央宣傳和教育部門對傳播學有保留,尚未認可這門學科。隨後有消息傳來,說薄一波與他們會見當晚近午夜,突然打電話到他們入住的賓館,說想起戰國時代有個文人喜歡議論時政,當局不許他講,他便用筆寫,呈文給打回,他便寫書。薄一波認為中國人自古就懂得用傳播來表達意見,可見他對這門西學的看法是正面的。

按余也魯回憶錄中的說法,這次內地之行,連他本人也「沒想到成為傳播學進入中國的破冰之旅」。

率「八仙過海」到廈大傳播系授課

余也魯和宣偉伯夫婦在滬期間,於二十九日晚上赴《文匯報》總編輯馬達邀宴,報社顧問徐鑄成作陪。一九七八年九月,徐鑄成赴港參加《文匯報》創刊三十周年報慶活動,曾參觀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與余也魯相識。

徐先生事後對我談及,那天晚宴結束,乘報社車子先送客人至下榻的錦江飯店,余也魯邀他稍坐小。余先問他為廈門大學籌辦新聞系的進展情況。此前,《大公報》老報人劉季伯被廈大聘為兼職教授,倡議恢復二十年代就有的新聞系,最好辦成新聞傳播系,還向校方提請徐鑄成主持。不久,廈大正式設立新聞傳播系籌委會,徐鑄成任主任,劉季伯和副校長未力工為副主任。他對余說,該校畢業生有不少在海外,打算向他們發起募捐,購置先進設備,使學生掌握電腦等最新傳播媒介。余表示,募款費事且無把握,不如由其與外國基金會接洽,無條件地捐贈一批必需的設備,並代為物色傳播學者到廈大授課。他聽後很高興,當即邀請余參與辦系事宜。嗣後,余也魯被廈大聘為學術顧問和客座教授。

這年八月的一天,徐鑄成和余也魯從廈門前往福州,與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會晤。項南在中共建政初期出任華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書記,與時任《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熟識,曾同一包廂赴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此前,徐與他見面談過廈大新聞傳播系籌辦事宜。項南剛訪美歸來,表示人才培養刻不容緩,他要攜帶辦系方案進京到教育部接洽,並拍板讓省裏的建築工程公司負責建造廈大的傳播大樓。

項南說到做到,短短一周便完成有關申報和批覆。一九八三年六月底,廈大新聞傳播系成立,先招收一批研究生,翌年秋季招收首屆本科生。該系在內地最先以「傳播」冠名,設國際新聞、廣播電視、廣告公關專業,顯示教學和研究不局限傳統的新聞學,拓展至來自西方的傳播學了。第二年暑期,余也魯為培訓廈大新聞傳播系的師資,特地從香港率一個教學團前往講課,其中有原樹仁書院新聞系主任、翻譯家和廣告專家張同,執教中大新聞與傳播系的傳播學者鄭惠和、梁偉賢,香港無電視前節目策劃孫郁標,《人民日報》駐港首席記者周毅之等。我遵徐鑄成先生之囑,從上海乘機去參與接待。徐鑄成向全系教師介紹客人時風趣地說,他們正好八位,又有女士,所以是「八仙過海」。

這個教學團的學者、專家均為一時之選,在十天裏各自講了傳播學、廣告學和廣播電視等。廈大早年有新聞系,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時撤銷,要恢復新聞學並加上傳播學的科目,他們講的內容適時適用,頗受好評。

儘管廈大撥款百萬元建造傳播大樓,但缺乏購置設備、圖書以及聘請外教的經費。余也魯專程赴美,向設在紐約的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基金會尋求支持,邀時任總幹事保羅.勞比(Paul Lauby)訪問廈大新聞傳播系,最終爭取到為期五年的二十五萬美金資助,用作添置設備、圖書,邀請訪問教授及外派師生深造。他還悉心選邀美國傳播學者到該系執教,其中一位任教達十年之久!

推動傳學研究本土化

傳播學作為西方「舶來品」,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跨學科研究的產物,約在五十年代後期入台灣,六十年代中期到香港,終於在八十年代初期隨着改革開放的浪潮,堂而皇之地進入內地。這中間,余也魯邀宣偉伯赴滬京交流如入境布道,助徐鑄成在廈大辦系似安營紮寨,可謂居功至偉。

余也魯和宣偉伯到訪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首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確定提出對西方傳播學要「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的十六字方針,由此開啟了迄今三十多年的傳播學研究。據有心人士統計,從一九八二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內地發表有關傳播學的論文和文章達一百八十二篇;此後,則有較多專著和譯著出版。同時,不少大學新設的院系都定名為「新聞傳播」,顯示教學和研究範圍更為廣泛。一九九七年,經一些學者要求,教育部將傳播學晉升為一級學科,與新聞學並列,意味着它的學科地位得到進一步確立。

正如在復旦大學那次演講中所表示的,余也魯很重視中國傳學研究,或曰傳學研究中國化、本土化,對於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研究這門學科有較為深入的思考。早在一九七八年,他在中文大學主持系務時舉辦過中國傳播研討會;同年,又在台北舉行同樣的研討會,兩地大學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各個視角,梳理和分析中國歷史文化中與傳播有關的內容和知識,找出傳學研究本土化的許多切入點。

在傳播學進入內地後的多年裏,余也魯繼續推動傳學研究本土化,提出了不少很有價值的見解。一九九三年五月,正值廈大新聞傳播系慶祝建系十周年之際,他提議召開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來自兩岸三地的學者們圍繞傳統文化中傳的理論與實踐,首度進行了跨學科的研討,發布的論文結集為《從零開始》出版。余也魯為文集撰寫的結語說:「我們的祖先在黃土地上,從結繩記事,烽煙傳信,膠泥活字印刷;從戰車縱橫之術、歷代變法維新,一直到今天所發展出來的許許多多觀念,嘗試過的傳輸與使用資訊的方法,和從這些震撼的經驗中得出的許許多多規律,一定可以大大拓展我們的眼界;在這個資訊的大時代中,幫助我們比過去的世代更多點把握,建立一個和平與和諧的現代世界。」這番話言簡意賅,概述了傳學研究本土化的途徑和意義,正是他的認知心得。

這一年,在余也魯參與負責的香港海天基金會資助下,還成立了華夏傳播學術委員會,前後兩次立項選定出版書目,幫助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索並整理出已有的傳播思想,建立中國傳播理論,促進傳學研究本土化。

一九九七年八月又召開了第二屆中國傳播研討會,來自內地、台灣、香港以及韓國、新加坡和澳洲等國的學者審議「中國傳播研究項目」的中期報告,討論中華民族如何迎接「資訊社會」和傳播學的中國化,又取得了新的思考和研究成果。進入新世紀,「華夏傳播研究叢書」陸續出版,享譽學界。

現今的中國進入自媒體發達的時期,一機在手,人人可以成為資訊和言論的發掘者、製作者和傳播者。儘管黨媒、官媒居於主導地位,但它們發布的新聞和評論,受眾不會全盤接收,因為資訊來源不再單一。認識和研究「資訊社會」這種發展和變遷,不能不借助已然成熟的傳播學原理和方法,也不由得讓人緬懷余也魯先生這位促使傳播學進入內地的傳薪人。

(作者為澳門資深媒體人。)